论中国现代隐逸作家的“隐逸人格精神”

论中国现代隐逸作家的“隐逸人格精神”

许海丽

许海丽

摘要:隐逸是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古代隐逸文化传统对中国现代作家的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隐逸作家疏离主流文化,热衷传统,并融入了现代意识,呈现出独具特色的“隐逸人格精神”。

关键词:隐逸人格隐逸人格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8-0005-03

“隐逸”，是中国人非常神往的人生境界，充满着诗情画意的美丽恬静。数千年来，不断有人从动乱、烦恼的人生中逃出，到竹林深山里寻求庇护和宁静，也不断有人寻求隐逸而不得，写出了或闲适或欢悦或痛苦或隐忍的诗篇。从陶渊明、孟浩然的隐逸诗、山水诗，到周作人、废名的“斋里吃茶”、“十年造桥”，再到汪曾祺清新隽永的风俗画般的故事……“隐逸”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不懈的精神追求。从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道隐”，到庄子追求超然之精神存在的“心隐”；从汉代东方朔提出隐身“金马门”，将独立自由人格巧妙融入宦游之中的“朝隐”，到魏晋时期身居林泉，人格豪迈的“林泉之隐”，中国的隐逸文化传统逐步形成和成熟。[1]（113）现代作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像古人那样隐居田园，过一种潇洒飘逸的隐士生活，但他们的内心却始终难舍隐逸的梦想。他们或身体力行地尝试隐居生活，或者在作品中流露出浓郁的隐逸倾向，这使他们呈现出别样的人格和精神气质。笔者试着从“隐逸”的概念入手，解读中国现代隐逸作家的“隐逸人格精神”。

一、“隐逸”概念之辨

许慎《说文解字》曰：“隐，蔽也。”可知隐是指隐蔽、隐藏。《辞海》中对“隐”的解释也是：隐蔽、隐藏。《荀子•王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引申为隐伏，归隐。《晋书•王嘉传》：“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2](1278)《新编学生辞海》对“隐”的解释为“藏而不露”。[3](1066)由此可知“隐”的最通常的意义即是“隐藏、隐居”。

对“逸”字解释较为详细的是王同亿主编的《语言大典》。[4](4090)他把逸分为名词和动词两种情况。作名词解时，“逸”有三重含义：一是指感到轻松或安慰的状态，如“逸乐”；二是指完全摆脱使人疲劳、使人不安或烦恼的事情，思想或精神上的安宁状态，如“有劳有逸”；三是指隐士。李白诗“朝来果是沧州逸，酤酒提盘饭霜栗。”但作动词时却没有详解。

“逸”作动词解时的本义，应指“逃亡”。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逸，失也。从辵兔，兔谩訑善逃也。”用“兔善逃”来解释“逸”，感觉非常形象。从动物的善逃来喻示人的善逃，由人的善逃升华为人格精神的超绝不拘，这才是“逸”通常的意义。“逸气”、“逸品”、“逸格”、“逸趣”、“飘逸”、“野逸”等都是由“逸”派生出来的。

对“隐逸”二字的解释，也可以概括出两种意义。一是作为名词的意义，指隐士，逸民。《后汉书•岑彭传》称：“（岑熙）迁魏郡太守，招聘隐逸，与参政事，无为而化。”三国魏嵇康《嵇中散集》之《述志诗》之二称：“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二是作为动词的意义，指隐居，远遁。《汉书•何武传》称：“吏治行有茂异，民有隐逸，乃当召见，不可有所私问。”基本没有溢出对“隐”“逸”单个字的解释。《新编学生辞海》对“隐居”的解释或者可以作为对“隐逸”说明的补充：躲到偏僻地方居住，或为失意，或为厌世，或为不满，或为沽名钓誉乃至求官。[3](1066)这些简单的文字大概地道出了古代隐逸的几点原因。

但事实上，“隐逸”二字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远非这几条干巴巴的解释所能涵盖。在笔者看来，“隐逸”二字中，“隐”偏于形式，“逸”偏于内容。隐逸是有境界区分的。“隐”是初级阶段，是外在形式，是隐居行为的实施；“逸”是高级阶段，是隐居以后达到的闲适、率意的心理状态。因此，“隐”只是流于技术操作的层面，而“逸”却可以达到艺术审美的境界。古往今来，“隐”都是为了寻找一份神思飞扬、休养生息的“逸”。“逸”是目的，是本质，是一种放纵、超绝、飘逸、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是心灵的诗意栖息。为了达到“逸”，才有了各种各样的“隐”，“隐”和“逸”共同造就了中国灿烂而又独特的隐逸文化。

从“隐”到“逸”，是一个过程。历代文士隐遁的原因无非是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由社会原因造成的隐逸，使隐逸有了苦涩之味；而个人在内心主动选择隐逸，则使隐逸有了闲适之味。无论是被动隐居还是主动隐居，隐遁后的文人都开始追求“逸”的境界，追求身心的适意、放达、洒脱。正是这样的人生态度和文化品味使他们呈现出独具特色的人格魅力。

二、中国现代隐逸作家的“隐逸人格精神”

在隐逸及隐逸文化嬗变过程中，隐逸行为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人格姿态。马尔库塞指出：“人格是所有力量和属性的源泉，它使得个体能够按他的需要掌握他的命运，改变他的环境。”[5](34)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人格。有热衷于仕途的“政统人格”，也有沉迷于自然的“自然人格”，有追求“内圣外王”的儒家人格，也有执着于精神自由的道家人格。有人说，人格问题是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所以人们乐此不疲地从人格角度对古今中外的仁人志士进行分析。那么对于现代隐逸文人来说，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便是一种“隐逸人格”。在笔者看来，“隐逸人格”几乎就是“自然人格”、“儒家人格”、“道家人格”以及“释家人格”的合一。早在先秦时代，中国文人阶层刚刚形成时，便同时受到儒、道两种文化的影响。后来佛教传入中国，文人雅士又受到释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主要塑造了文人的“理性”性格，引导他们走“入世”之路。道禅文化则塑造了文人的“非理性”性格，引导他们走“出世”之路。这使他们形成了“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心理调节机制。在仕途畅达时，他们积极入世和进取，在仕途黯淡时，他们又退隐山林，追求独与天地世界往来的自由境界。

“隐逸人格精神”是生发于众多具体的“隐逸人格”基础之上，经过由特殊到一般的整合，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心理和行为模式。[6](177)“隐逸人格精神”作为隐逸文人的内在气质与风韵，融合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儒道释隐逸思想。它以非主流面目出现、构成了隐逸文化的核心精神，是隐逸文化的灵魂所在。在隐逸文化的充分发展中，“隐逸精神”事实上已成为中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精神内涵和心理积淀，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作家的“隐逸人格精神”主要有以下几种倾向：

1.对政治的疏离

五四之后的很多作家在新文化运动落潮后都选择了黯然退隐,如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刘半农、钱玄同、林语堂等。他们不但有“隐逸”的行为实践，在创作上也力避主流。周作人、林语堂专心写作闲适小品，有意回避现实斗争；废名的田园小说里，同样看不到生活的激流，感受不到时代的脉搏；俞平伯的散文，谈书报，说往事，考故实，记游历，亦离现实斗争甚远。这是他们逃离性的“隐逸人格”使然，同时也与民族心理、社会心理、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受儒家的中庸观和道家的无为观等传统文化心理的影响，倾向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面对社会的混乱，既不想拼死抗争，又不想随波逐流，而是介乎其中，采取隐逸的方式，力求明哲保身，实现内心的平衡。

2.对传统文化的热衷

在中国，几乎所有作家都不可避免的受到过传统的影响，对于古典意味浓厚的隐逸文人来说，与传统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余英时曾经指出：“（五四时期）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温儒敏也说过：“五四一代新文学作者大都是新旧文明过渡期的‘中间物’，他们的个人素养虽各有不同，但又都共同地与传统文化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不管他们理性上是否反传统，逐新潮，在深层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上都往往是不自觉地倾向传统的。”[

3.现代意识的注入

现代隐逸作家虽然钟情于传统，却又接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因此具有现代意识。他们是富于传统意味的现代文人，他们的作品不是古代隐逸文学的翻版，在各种传统观念的表达中，注入了现代人的个性意识和自由观念。周作人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指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英国的随笔小品有着浓厚的个人色彩，惯于用悠闲、雅适、活泼的语言表现自我的情思。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中描绘这种感觉：“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随笔）”。很多隐逸文人都深得兰姆、爱迭生等随笔小品三味，同时也受到国外其他具有隐逸倾向的作家的影响，如英国的“湖畔派”（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美国的梭罗、法国的波德莱尔、卢梭，爱尔兰的叶芝等。

对于现代隐逸作家来说，隐逸文化传统的继承和现代意识的融入是其最典型的人格精神特色。在这种“隐逸人格精神”的影响下，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一方面向着传统回归，另一方面又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化与民族化的矛盾是始终相伴随的。现代隐逸文人中西合璧，在接受了欧风美雨后又回到中国传统，这就使之比古代隐士多了现代的色彩，同时又不脱民族文化的底蕴。

4.推许“生活之艺术”

现代隐逸作家在生活态度上，推许“生活之艺术”，即以审美的态度对待人生，以观赏的看客的眼光看待现实，与社会保持一种适当的微妙的距离，回归自然田园、回归内心。

“隐逸派”主将周作人提倡唯美主义的人生观。他在《生活之艺术》一文中提出“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他拒绝将文学变为传统意义的载道的工具,不承认牺牲个性来迎合社会潮流是文学应尽的义务，所以，他努力保持文学的自在性。周作人将艺术视为个人情思的表现，是个体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把他的人生艺术化的文学观念转化到他的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中去，使他的为人为文都带有了隐逸之气。他以审美的态度对待生命，以艺术家的心态去感受生活，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他谈“北京的茶食”、“南方的野菜”、谈“茶”、谈“酒”、谈“草木鱼虫”、谈“乌篷船”，在日常琐屑的叙述中,咀嚼着生活的滋味。衣食住行、风土风物、掌故轶事，都是他谈论的话题。在他看来,“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只有“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才能见出人生的真谛。艺术化的生活是对残缺人生的修补,所以周作人在《喝茶》中倡导“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这种唯美主义的文艺思想影响很大。朱自清、俞平伯据此提出了“刹那主义”的人生观，专注于唯美的瞬间感受。俞平伯说“生活的每一刹那有那一刹那的趣味，或也可不含哲学地说，对我都有一种意义和价值。我的责任便在实现这意义和价值，满足这个趣味，使我这一刹那的生活舒服。至于这刹那以前的种种，我是追不回来，可以无庸过问；这刹那以后还未到来，我也不必多费心思去筹虑。……我现在是只管一步步走，最重要的是眼前的一步。”俞平伯这种“刹那的趣味”，有着传统审美观的影子，也有现代享乐观的色彩。周作人在《希腊的馀光》中认为希腊文明的精神特点是“现世主义”和“爱美精神”，恐怕可以作为俞平伯等人“刹那主义”观的最好注脚，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现代隐逸精神的重要体现。

当笔者从周作人的苦雨斋触摸到一股隐逸之气后，就开始了对“隐逸”这一潜流在文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传统的追寻。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和人格模式，“隐逸”是古代隐士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安顿灵魂的寄托方式。不管是被动选择还是主动退隐，“隐逸”本身都有利于人们自觉的关照内心，创建自己的精神家园。对隐逸作家的“隐逸人格精神”考察不仅可以促进文学艺术的审美表达，也能够启发人们对人的生存境遇本身的思考。

*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隐逸文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C751093）和齐鲁师范学院院级课题《现代“隐逸派”初探》（课题代号：2011W1418）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许海丽，女，山东曹县人，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馆员，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山东济南，250013）。

[参考文献]

[1]许海丽.中国现代隐逸文学体系初建[J].语文学刊，2009，（11）.

[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

[3]张志公，傅爱兰主编.新编学生辞海（下册）[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4]王同亿主编.语言大典[M].海口：三环出版社，1990.

[5][美]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9.

[6]徐清泉.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论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何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