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中国化看少林寺的现代性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5-03
/ 2
 [摘 要]佛教传人中国后,为和中国文化环境相适应,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一步步实现了中国化。今天少林寺的发展变化不仅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人间佛教理论的积极实践,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的适应性变化。
  [关键词]少林寺中国化 人间佛教 适应   
  少林寺,中国人心目中的佛门圣地。在人们的印象中也许是一个深隐山林,与世隔绝地清修静养的寺庙。然而,近年来,少林寺的变化引起人们的瞩目。少林寺先后创办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少林药局、国外分寺,建立了寺院网站,甚至要把其独门秘籍《易真经》公布到互联网上。所有这一切把少林寺与现代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世人议论纷纷。事实上,少林寺的变化只是中国佛教历史发展变化的一部分,是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发展变化。佛教传入中国后,为适应中国社会文化的需求,不断调整、改变自己,在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中国化,最终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佛教中国化包括一下三个阶段。
  
  一、道化阶段
  
  印度佛教入华之初,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因为这个时期的佛教已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这就是佛教的道术化。其主要表现为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对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迷信思想的融合、吸收。它既符合古代中国人对道术化宗教的需要,也是佛教自身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在中国历史上,神仙思想由来已久,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早在先秦时代就盛行民间。西汉崇尚黄老之学,神仙思想随之发扬光大。初入中国的佛教,就依附于神仙术。首先,佛教僧侣努力学习中国固有的神仙方术。如桓帝时来中国的安世高是当时有名的术士,世人称他“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乃至鸟兽之声,无不综达”。西晋僧人佛图澄“少学道,妙通玄术。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3。可见他和中国本土的道士没有什么两样。其次,佛教比附道教词句和义理。佛教早期汉文经书《四十二章经》,称佛教为“释道”,或“道法”,学佛则曰“为道”、“行道”,学有所成就则曰“见道”、“得道”。这些用语多为中国士人所熟悉。牟子用中国道家对道的描述来解释佛教:“道之言,导也,导人至于无为,牵之无前,引之无后,举之无上,抑之无下……姑谓之道。”老子说:“道无常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因此,牟子所讲的“无为”与道家所讲的“无为”,根本不是一回事。
  
  二、玄学化阶段
  
  魏晋时期,玄学成为学术文化的主流。佛学于玄学合流形成般若学,这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新阶段。佛教大乘理论与玄学有许多相似之处。道安说 :“以斯邦人庄老教行,与方等经兼忘相似,故因风易行也。”这里所谓“庄老教行”既指玄学。玄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本末”和“有无”。所谓与“方等经兼忘相似 ”,反映了道安把“空”观和玄学本论相比附等同的看法。初期传译佛典,人们常常使用中土固有概念翻译佛教名相。如东汉安世高以“无”译“空”,以“无为”译“涅磐”等。般若学与玄学的相似之处,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对“无”和“空”的解释。玄学认为“无”就是“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和本体。般若学的“空”观认为,宇宙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空,空即一切。可见玄学的“无”与般若学的“空”在对世界本质的解释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佛教“空”是“因缘生”的意思,和老庄那里能够作为万物本源的“无”是有本质区别的。依附于玄理使佛教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
  
  三、儒学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佛教在同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中完成的。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家思想与儒家伦理道德的矛盾,一是佛教众生平等与封建王权之间的矛盾。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之上的儒家伦理道德,主体内容是忠孝仁义,其中孝为根本,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五常”是封建政治伦理秩序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积极应和儒家思想,从孝这一方面调整自己的理论。牟子在《理惑论》中针对佛教的“不尊君,不礼父母,削发出家,抛离父母,承祧无人”等为中国传统教化所不容的修持方法,广引孔子的观点,竭力为佛教辩护,论证这并不违背儒家精神,与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这与佛教的教义已有很大出入。在两晋南北朝汉译佛经中,“孝”,被放到相当突出的位置,如《善生经》,在翻译过程中被添加了“凡有所为,先白父母”,“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等。这里强调的是父母的绝对权威和子女的绝对孝顺,与佛教淡漠世俗孝亲关系而倡导“众生平等”的教理相去甚远。在处理佛学与封建王权的关系方面,佛教竭力取得世俗政权的支持,以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东晋时道安说“不依国主,则法是难立”。对于沙门敬不敬王者,这一敏感的问题,佛教徒一面坚持不拜君亲的出世立场,一方面又力图在理论上进行辩解。慧远把人们分为“在家”和“出家”两种,认为在家的顺化之民,服从名教,尊亲敬主,是完全应该的。至于“出家”的“方外之宾”,已经“迹绝于物”,他们已与世俗不同,如强迫他们行跪拜之礼,是不妥的。总之,佛教通过迎合、吸收、调整的态度向儒家靠拢,逐步完成了儒家化阶段。

总的来说,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几百年的传播发展,自我改造,和对中国文化的调整适应,到唐朝时,佛教已完成了中国化的过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纵观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总是力图与中国每个时代的“现代性”社会文化环境相适应,寻找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和形式上的统一,这使佛教在教义教规戒律等方面发生改变或增损,但这没从根本上损害佛教的利益。相反,佛教为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如果佛教不适应这种“现代性”的要求,它就争取不到生存的空间,也就没有发展的可能和机遇。今天,少林寺的发展变化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当然,今天佛教所面临的“现代性”和历史上佛教所面临的“现代性”有本质的区别。今天中国的现代性是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和过去有本质不同的变化。今天,现代性更是和全球化密不可分。为适应这一新的社会环境,中国佛教坚持了“因缘生”传统精神,走上了“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少林寺等寺院和佛教团体发展变化也正是对“人间佛教”精神的积极实践。“现代化的佛教事业,应包括工厂、农场、保险、银行、公司,所为工农商贸只要是有益于人事的社会的,只要是符合现代社会中人的生存需要的,都可以是人间佛教的内容”。佛教要适应现代社会,要重视人间苦乐,重视人间的需求,要到众生中普渡众生。现代性是人间佛教产生的原因,也是人间佛教发展的动力。社会需要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佛教也要发展,少林寺也要发展,也要与时俱进。
  总之,当今时代是一个密切联系的人类社会,通都大邑与山间林野不再互为隔绝,出世生活、隐遁生活既不可能也不合理。由于受现代社会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各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少林寺只有发扬与时俱进的传统,与时代的发展同步,才能挽救自己,不致于沦为历史文物的地位,也才能实现佛教普渡众生,服务众生的宗旨。
  
  参考文献
  [1](梁)释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
  [2]郭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山东:齐鲁书社.1986.54
  [3]陈鼓应,老庄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209
  [4]李四龙,哲学宗教与人文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