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史学思想初探(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新旧思潮冲突更替的重要转型时期。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的有力挑战。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是什么？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是否有历史规律？如果这是肯定的，历史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理论即历史观的指导？诸如此类的史学主体问题引起了西方史学界广泛的讨论，从而促进了“新史学”思潮的涌起。新史学派批评传统史学的偏窄，主张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及其研究的范围与方法，都应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发展。新史学派的兴起标志着西方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方史学新旧代谢的发展态势，也影响到了中国。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早在20世纪初年就已在中国传播。欧战后，西方盛行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思潮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后，鲁滨逊等许多新史学派重要人物的代表性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出版。新史学理论是被当作代表了西方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的新理论而加以宣传与介绍的，故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学衡派多是留学归来的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史学潮流的变动自然是清楚的。徐则陵的《近今西洋史学之发展》和陈训慈的《史学观念之变迁及其发展趋势》都刊登在《史地学报》上，对西方史学思潮的变动均作了具体的介绍。学衡派对于西方史学思想的变动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其一，关于史学的新观念。新史学派以为，实证主义史学标榜“严密批评史料”和“如实直书”，其实只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史学不仅要研究历史的“然”，更重要在研究其“所以然”。学衡派则说得更明确：考证史料仅仅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于此又需要第二步工作，即是解释史事之原因变化与结果之由来，及其与过去及未来之关系。凡死的史料、史迹，必须经过如此的解释，而后能于现时人有用。于现时人有关，而后能变为活的历史”（注：《历史研究法》，第34页。）。其二，关于扩大史学研究范围的新观念。新史学派批评旧史学有偏重政治史的弊端，政治史不足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故当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学衡派于此极表赞成。柳诒徵以为历史范围当无所不包，“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约言之，一切文字皆历史”（注：《史学概论》，柳曾符、柳定生编：《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陈训慈则径直强调，新史学内容的扩充，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曰“质性之繁富”，即昔主政治，今则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各方面都应网罗无遗；二曰“时间之拓展”，即昔述史迹，远不过数千年；今因地质学人类学等的发展，知人类初史至少可推到75万年前。考古发现及古文字研究，“皆足为荒渺之远古，放其光明”；三曰“空间统一”，即昔旧史家规于民族，今则新史学统观世界（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此种见解自然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取向已不可同日而语。

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史学新陈代谢的新态势，学衡派不能不调整自己的视野，对事关史学主体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便为其史学研究奠定思想理论的基础。

实证主义史学强调“求真”是治史的唯一目的。兰克诸人主观上希望取消可能造成曲解历史的最大动因??史学的社会功能，把史学变为单纯的人类经验的集锦，变为好古者回味赏玩和其它学科取证的对象。这在实际上无异于取消了史学的存在价值及其科学的属性。而在事实上，他们也难以完全贯彻自己的主张。学衡派十分赞成新史学派的观点，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治史固然要求真，但是求真并非治史的最终目的，“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乎应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页。）。在他们看来，史学的社会功能主要有三：一是明历史的因果关系，彰往而察来，助益社会进化。柳诒徵说：“历史的好处，不是可以换钱的，也不是可以骗文凭的，主要好处是彰往察来，晓得支配人群以何种方法最为适当”（注：柳诒徵：《历史知识》，《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二是开拓人们的时空观念，以形成刚健笃实、勇于进取的精神，多识前言往行，增进道德情怀；三是见先贤功业，培养国民的爱国心。缪凤林说：“爱国雪耻，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倡明史学”（注：陈训慈：《历史之社会的价值》，《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

历史有无自身的发展规律？客观的历史能否被认识？简言之，历史研究是不是一门科学？这也是学衡派必须加以回答的问题。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相信史学是科学，这在本质上是对的，但是其失误在于固执历史认识与历史存在的绝对同一性。与此同时，相对主义思潮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根本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耐人寻味的是，学衡派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及其自身的崛起，都是欧战后反省西方理性主义的结果；然而，学衡派对于西方出现的相对主义史学，却保持了十分冷静的头脑，他们同样赞许新史学派的观点，既肯定历史学认识的相对性，但是并不怀疑历史学的科学性。

缪凤林指出，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就其研究的对象而言，自然科学研究的多是可以直接观察的对象，如动植物、化学实验等等；但是，历史研究的则是人类过往的活动，是永远无法直接观察的对象。即便有先人的遗存或某些原始部落的存在可以证古，但须知“史事皆属唯一，无同样之重演，无绝对之相似，由今证昔，虽可供吾人比较与想象，而今究非即昔也”。也唯其如此，“史学非观察之科学，固可断言者”。此其一；就其研究方法而言，自然科学研究借助于归纳、演绎的方法发明公例后，复可以推勘公例，加以反复试验与验证；而史家在收集和考证史料的基础上，排比事实，列成系统，只“在可能之范围，以再造古人之经验”（注：《中国通史要略·总说》，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7页。），但所得之认识却无法加以试验。此其二。但是，缪凤林强调说，上述差异的存在并不足以否定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求历史之公例，实治史之一要图，而史之能成科学与否，亦即以此为断”。与自然科学探求可供直接观察与反复实验的客观自然界的规律相较，历史学探求无法直接观察与再现的人类过往历史的公例，固然要困难得多；但是“史家究不能以是而灰心，必将静观默察，深体明证，以求发见公例，以愈显史之用焉”（注：《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第1卷第2期。）。缪凤林的见解可以演绎为这样的逻辑理路：科学是主体对于客体所具有的规律性的系统认识，历史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公例即规律性，历史家可以并正在逐渐地认识它，所以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这无疑是正确的判断。陈训慈的看法与此相类，他说，一些学者以人类活动至为变幻，不能以任何科学的准则相绳为由，否定从孔德、斯宾塞、兰克到巴克尔，一脉相承都坚信的历史具有公例，史学是科学的信念，这并不令人信服。因为，“人有个性，亦有公性，至有特变，亦多共通”，史学借助科学的方法，“纵不能得万能之定律，要非无寻得公例之可能”。“观乎此，则史学亦自有其科学性”（注：《史学蠡测》，《史地学报》，第3卷第1、2合期。），尽管它与自然科学毕竟有别。

需要指出的是，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对于研究客体认识的相对性和长期性，不是历史学独然；自然科学对于客观自然界的认识虽然具有较大的确定性，但是，归根结底，此种认识也是相对的。科学史上许多公理定律的修正，尤其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无不说明了这一点。重要的在于相信和尊重历史发展自身具有的规律性，并孜孜不倦地加以探求。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探索历史变迁、时代兴替的公例，正是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可以说，缪凤林等人的见解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又表现了对现代科学精神的执著。

如果说，学衡派对于上述有关史学的内涵、功能及其科学性等问题的判断是明确和正确的；那么，他们对于历史观的选择，则陷入了误区。他们以为，已有的诸如目的史观、宗教史观、政治史观、伦理史观、英雄史观、自然史观（或称地理史观）、唯物史观（或称经济史观）等等，固然不可等量齐观，但却都是不能成立的。那么，在他们看来，究竟应当怎样解释历史的发展？于此，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陆懋德以为历史的变化是复杂的，取用任何一种原因都不可能解释圆满，较为合理的办法是，就各种史观博采众长，对历史作综合性的解释。张其昀则强调思想是历史的动力。徐则陵、缪凤林等人的主张最为具体，他们提出了“人类的保生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说：人类一切活动起于需要，需要莫大于保生，而其适应的方法是向阻力最小的方向进行，逃苦趋乐是其究竟。以此为目标，“人类即因而进化”。明乎此，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现象无不可以加以解释（注：徐则陵：《史之一种解释》，《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缪凤林：《中国民族西来辩》，《学衡》第37期。）。以“保生”的欲望解释历史，这与其时梁漱溟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归于“意欲”，异曲同工。缪凤林等人显然忽略人，人的欲望是不可能凭空产生的，它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的基础相联系。原始人类不会有现代优生健美的观念，现代人类也不会想到回归茹毛饮血。而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的对立植根于社会经济结构之中，也绝非用所谓“保生的方法总是向阻力最小处进行，缘是引起了寄生主义”所能解释的。说到底，“保生”论，也无非是唯心论。要言之，学衡派的史观没有超出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史观的范畴。

综上所述，20世纪20～30年，由于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中国史学思想的演进显然也依次存在着三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新史学思潮、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前者是科学的也是最先进的史学潮流，后二者虽同属于资产阶级史学思潮的范畴，但却体现着由19世纪传统史学向20世纪新史学的转换。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无疑处于第二层面上，即实现了从实证主义传统到新史学的转换。

二

学衡派的史学思想既实现了由实证主义史学向新史学的转换，他们提出了关于中国史发展的总体构想，即倡言史学双轨：普及与提高并重。学衡派认为，依据世界潮流，可预测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呈双轨并进的态势：“一方以简略之史识，普及于最大多数之人类，以其成‘为人’之常识；一方由少数之专家，从事于分析精深之研究，以充实史料而辨正旧失”。所谓普及，就是宣传中国历史，包括向国人尤其是青年宣传国史和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所谓提高，就是促进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

在学衡派看来，普及国史最重要的途径是编写中国通史。与断代史相较，它可以更加完整和清晰地展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从而助益人们通古今之变。同时，他们的一个更加重要的理由，是以为时至20世纪30年代，时代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已经为史学家们准备了必要的主客条件，以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张荫麟说：“回顾过去十年来新的史学研究的成绩，把他们结集，把他们综合，在种种新史观的提警之下，写出一部分新的中国通史，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岂不是史家应有之事吗？”学衡派对于中国通史的编写曾作过一系列探讨。概括起来讲，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编写中国通史的指导原则。学衡派主要强调了以下的几个原则：

（一）“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即须排除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明确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是中国民族独立创造的。自晚清以来，由于西方学者倡言，所谓的“中国人种西来”说风行一时，时至20世纪30、40年代仍称述不衰。学衡派认为，这无非是“欧西文化帝国主义之谰言，欲举我国文化而附庸之也”。而许多学者信以为真，趋之若鹜，以至于“垂为定论，甚至形之著述，纂入课本”（注：郑鹤声：《应当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自损民族的自信力，天下盲从之悲剧，以此为甚。他们起而力斥其非。缪凤林不仅在《史学杂志》、《学衡》、《东方杂志》先后分别发表了《中国民族由来论》、《中国民族西来辩》、《中国史前之遗存》诸文，且在自己的《中国通史纲要》中辟专章再行论列。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第一章“中国人种的起源”，开宗明义也在于力排“中国人种西来”的谬说。众所周知，后来新中国考古的发展业已证明了学衡派观点的正确性。

（二）弘扬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学衡派认为，新史学的重点在民族而非个人，这就决定了国史的撰写必须着眼于整个的民族。而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外患频仍，现在日寇入侵，其命运更是危险到了万分。中国民族能否免于灭亡，寻找一条生路，关键在于此一片散沙似的国民能否恢复自己固有的民族精神，团结成坚强的民族，同渡难关。所谓提倡民族主义，就是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此当为撰写通史的一个重要原则。缪凤林说，国史的基本目标，“亦即为如何从讲习国史，以唤醒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振起中华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堕失的力量。达到结合国人成一坚固的民族之目的，以挽救当前危局，使中华民族永远存在而已。”（注：《中学国史教学目标论》，《国风》第7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