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思想根源初探(1)

【内容提要】
从本世纪６０年代起，日本有的学者开始鼓吹一种新的否定我国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观点。１９８３年以来，国内有不少学者发表文章或从史料方面、或从逻辑推理方面、或从思想方法方面予以反驳和批判。但还没有人注意到日本的“屈原否定论”之产生，同当时我国国内意识形态方面的状况有关。学者们曾集中力量驳斥的，其实并不是新的否定论的始作俑者。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的提出，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以往我国国内关于屈原的研究尚欠深入，二是屈原作品读起来语言方面障碍较大，而在日本广泛流传的汉诗都是明白易晓的作品，很多人不知道屈原。京都诗仙堂供有３６位中国古代诗人，第一位就是苏武，而不是屈原。这也就形成了日本一些对中国先秦文学了解较少的学者的心理定势。至于司马光何以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写到屈原，相当程度上是司马光作为一个保守派人物自我保护的心理反映。

　　一、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的产生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的不朽诗篇奠定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基础。两千多年来，哺乳着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的创作是属于世界的。就全世界来说，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作家也是不多的。
近几十年来却有一些人对历史上是否有过屈原这个伟大的诗人提出怀疑。首先是清末民初的廖平。此后又有胡适等人学舌以鸣，以求惊人。但自１９５１年的一次讨论之后，国内再不闻有持“否定论”者。可是，近２０多年来，日本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否定作为伟大诗人的屈原在历史上的存在的一些说法。
首先是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的冈村繁博士，他于１９６５年发表了《楚辞和屈原——关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的分离》一文。文中说：
　　汉代以前的楚辞作品，不是把屈原当成作家，而仅仅是当成忠臣来对待的。
还说：
　　《离骚》、《哀郢》均非屈原的自作，不仅从抽象的道理可以这样说，就是从内容和表现方面也可以找到纠正的证据。［（１）］
冈村先生说：“如果《离骚》确系屈原所作，在最初的时候就要引起人们的强烈关心。”因而断定《离骚》、《哀郢》等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
冈村先生从内容和表现方面找到的证据，大体从班固、扬雄、颜之推批评屈原的言论发挥而来，如说“屈原这样地吟咏自己的行动和心情，读之令人觉得也未免太自吹自擂”等等。这当中有些事实和道理我在《〈楚辞〉中提到的几个人物与班固刘勰对屈原的批评》一文中已辨析和申说过。班固、刘勰对屈原提出批评一方面因为《惜往日》、《悲回风》已被刘向看作屈原的作品而同《惜诵》以下７篇编在一起名之曰《九章》（东方朔、司马迁之时尚未），一方面也同班固、刘勰较强的封建正统观念有关。至于依附新莽的扬雄和历仕三朝皆受尊宠的颜之推对屈原的贬损，则或多或少同他们的自我辩护心理还有些关系。读者对一首诗的共鸣，与读者本人的思想、阅历、鉴赏力有关，也与读者所处的环境及民族心理有关。我想，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和一些志士仁人，不至于都毫无头脑地去称赞和仰慕一个十分浮躁浅薄的人。
冈村先生还提出一些理由，似乎也并不需要多辩。比如他说，在当时的楚国，“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存在着好几位”。以前有的“否定论”者曾提出在战国时代不可能产生《离骚》这样成熟的抒情诗，也有的认为像屈原这样的“忠臣”，不会产生于秦汉以前。而冈村先生又认为“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会有“好几位”，可见，这些话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屈原前后，楚国确实产生了不少作家，在其前者如莫敖子华（沈尹章），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创作上，都深深地影响了屈原；大体同时者有庄辛，稍后者有宋玉、唐勒、景瑳、荀况等。他们的创作说明了作为改革家与诗人的屈原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屈原对六国之末楚国文学之影响，说明屈原并不是广袤荒原上的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但是，上面提到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在创作上达到了屈原的水平。不但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列传》等篇有记载，而且《汉书·艺文志》中也著录有包括屈原在内的以上所述辞赋作家的作品。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就是专门探讨屈原前后楚国文学的状况的。关于宋玉，以前谈的人很多，其事迹、创作成就也都大体上清楚，故本文未行专门论述。
冈村先生是日本有成就的汉学家，在汉魏六朝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成绩卓著，所以冈村先生关于屈原的论文，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在为他与高木正、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写《导论》中所持的观点：
　　且无须说《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个人之作，就连与屈原关系最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在南方的楚国，有一些歌唱悲愁的歌曲，犹如日本的“长呗”。它们与屈原传说相结合集中在屈原这个人物身上，而成为今日之《离骚》。
　　我认为，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作品。［（２）］

《中国文学史》是由日本２０个院校参加编写的，在日本受到很高的评价。经此书的宣传，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冈村繁先生论文的正式发表，是在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５年他曾在日本中国学会第１７届学术大会上以此为题作了报告），即中国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第一年。而中国在１９６５年也已经显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到１９６６年，一切传统的文化被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否定掉了。在扫荡传统文化的黑风中，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也在所难免：秭归的一尊屈原石像就在那时被推入水中，让他在相隔二千多年之后第二次跳江。在当时对屈原提出任何看法都不为过。隔岸观火之时，冈村先生只是谨慎地在学术的范围内对屈原问题提出新见，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都人人自危，还有谁管得了这些；何况当时国外汉学界的情况也不可能介绍到国内来。
平心而论，冈村先生提出的观点，比起廖平来，要高明得多。廖平是否定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廖平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３）］。他的《楚辞讲义》中说：
　　《楚辞》之最不可解者，莫过于词义重犯。……今定为秦始皇博士作，如学校国文一题而缴数十卷。……如《九章》乃九人各作一篇，故篇末有乱曰者，有曰者尚有六篇可考。（第六课）
　　《骚》，又以《九章》推之，亦当另多人所作，汇为一书，中有九天、九死、九辩、九歌、九州，同例。今依《九歌》例，以为九人作，合为一大篇，附二篇。如《大司命》、《少司命》，合为十一首。（第十课）
这些奇说，几同梦呓。
冈村先生的观点，倒与胡适的有些相近，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说：
　　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胡适的结论是：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他说：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胡适对屈原在部分作品上的所有权保留了可能性，而冈村先生则全部予以剥夺，归给了另外的“好几位”去共有。冈村先生并不直接否认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只是说他并非一个伟大诗人。这样的话，即使有这个人，也与中国文学无关，也就根本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了，有与没有，也都关系不大。
铃木修次先生对冈村繁先生的观点作了发展：他不承认当时还存在不少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诗人，而将屈原的这些作品统统归给无名氏——民间歌者。
也有人将冈村的观点向另一个方面发展：肯定在屈原之外还有些作者，但不是冈村繁说的“具备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而是“楚巫集团”。这就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４）］在其《中国古代文学》之第一部（《从神话到楚辞》）中所提出的观点。白川静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屈原是“楚巫”集团的“领导者”。他说：
　　屈原是从王族中推选出来掌握楚国祭祀仪式的圣职人物。《史记》说屈原任三闾大夫，三闾为司王族屈、景、昭三家之职。屈原大概是掌管宫廷祭祀仪式、统领楚巫的人物。
白川先生还认为屈原是“肩负着楚巫命运的人”，认为楚辞中的主要作品是巫者们的集体创作，而非“特定个人的作品”。
白川静先生对史料任意加以曲解的地方很清楚。同时，其行文中往往以“大概”之类引出推论。白川静先生的观点除了由冈村之说引申之外，也还多少受到廖平的影响。廖平说《离骚》等作品即《仙真人诗》，为众手所成，白川先生将作者由秦博士变为楚巫者。而由“仙真人”联想到巫，也是比较自然的。
白川静先生研究中国古文字成绩斐然，但似乎在战国时代楚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上，也上了个别好猎奇的中国学者的当，并且加以发挥，虚造了一个楚国历史的神话。如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