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经商之“道”不仅指“经营有道”，还包涵“取财有道”。换言之，它不仅是一种工具合 理性的行动，同时也应当是一种价值合理性的行动。前者应当受到后者的导引而不是任其所 为。以此来看，神仙与商人的结合，恰好隐喻着以宗教伦理对“商心”的建构与重塑。这在 故事特为构设的下列情节中看得十分清楚。当海神变幻出“不计其数”、“从地上直堆至屋 梁边”的无数金银后，指着问程宰道：
“你可要么？”程宰是个做商的人，见了偌多金银，怎不动火？心热口谗，支手舞脚，却待 要取。美人将箸去馔碗内夹肉一块，掷程宰面上道：“此肉粘得在你面上么？”程宰道：“ 此是他肉，怎粘得在吾面上？”美人指金银道：“此亦是他物，岂可取为己有？若目前取了 些，也无不可。只是非分之物，得了反要生祸。世人为取了不该得到的东西，后来加倍丧去 的，或连身子不保的，何止一人一事？我岂忍以此误你？你若要金银，你可自去经营，吾当 指点路径，暗暗助你，这便使得。”
小说还在二人分别时，再次写到海神娘娘对程宰的告诫：
“你自宜居心清净，力行善事，以副吾望。吾与你身虽隔远，你一举一动，吾必晓得。万一 做了歹事，以致堕落，犯了天条，吾也无可周全了。后会迢遥，勉之，勉之。”叮咛了又叮 咛，何止十来番。
不但如此，为了让其有所警觉，在结尾还专为程宰设置了三次灾难，虽有惊无险，却足以 起到警示惩戒的作用。
通过以上的情节，再结合小说用来作比时特别提到的佛教典籍及使用的镜像之喻等，可以看 出，其目的在于用宗教（佛、道）伦理来化解商人的贪婪之心，建立他们的价值关怀，并以 之来消弭工具理性（商才）与价值理性（商德）二者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但真正以“婚恋”的独特形式，将二者的张力消弭于无踪，并为我们创造出一个“士魂”/“商才”融构范本的，则是《聊斋志异》中的《黄英》。
二、 “士魂”与“商才”的融构
由商人对士/商“区隔”的跨越，到二者界线的日趋模糊，再到士、商互相的靠拢和融构 ，是明清之际一个极为突出的社会现象。它虽不一定有这样一条历时的线索可寻，但就本文 所选之文学文本而言，则恰好构成一个相连相续的发展过程，而且都是通过“婚恋”的形态 表现出来的。蒲松龄的《黄英》，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由“区隔”的跨越到士/商之“融 构”的理想范本。其中不仅关乎到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讽刺与批评，牵扯到对经商治生的 不同态度及两种价值观念的论争，而且还通过独特的人物塑造和各具代表身份的男女婚姻形 式，涉及到对商人伦理的建构。
故事写的是书生马子才爱菊成癖，偶逢菊花精陶氏姊弟，便邀至其家，为马生艺菊。陶生不 愿因口腹累知交，提出“卖菊谋生”的计划。马曰：“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 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而陶则笑道：“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 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不久菊开，“市人买花者，车载肩负，道相属也” 。马生“心厌其贪，欲与绝”。陶生为扩大经营，将北菊南运，南菊北载，“于都中设花市 ”，俨然一个养花、贩花的生意人，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厦屋。兴作从心，更 不谋诸主人。渐而旧日花畦，尽为廊舍。更于墙外买田一区，筑墉四周，悉种菊”。至秋， 陶生贩花南去后，由黄英留守在家，“课仆种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贾，村外治膏田二十 顷，甲第益壮”。此时，马妻病卒，“意属黄英”，适逢陶生来书作合，二人成就婚姻。但 马却“耻以妻富”，婚后，仍在旧屋居住，“恒嘱黄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乱”，并将黄英取 诸南第的日用品，遣人归还，企图以此守住自己的“清德”和“廉介”。不久，黄英大兴土 木，楼舍连亘，南北终于合而为一，“不分疆界矣”。此时的马生，便“一切听诸黄英”； 黄英也“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而享用过于世家”。面此生活，马终感不安，对黄英曰： “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 我但祝贫耳！”黄英答道：“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 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为了保住马生的自尊心，黄英又作了进一步退让： “君不愿富，妾亦不能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于是为马生另 筑茅茨，分居两处。马虽“苦念黄英”，却“招之，不肯至；不得已，反就之”。黄英笑曰 ：“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无对，“遂复合居如初”。后陶弟因酒醉化菊而被马生 误杀，黄英则与马生白头偕老，并“终老，亦无他异”。
对“私”的主张和“欲”的肯定，是明清之际儒家思想史上一个重大的变化。对此，沟口雄 三和余英时先生均有详细的举证和精辟的论述。［5］《黄英》中围绕经商致富、多 买田宅等 “治生”之事所展开的争论，就是通过小说的形式，极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变动及由此变动 而引发出的两种观念——传统观念（知识分子为其代表）和新兴观念（商人为其代表）—— 的冲突，及其两种立场——守贫与致富、神圣与世俗——的价值对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