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现状与对策

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现状与对策”研讨会不久前在沪举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近30余位文艺评论家和资深媒体文艺传播人，对当前的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批评希望有更多精神价值的发现

雷达（著名评论家）：

现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媒体时代，电子文化压倒纸质媒体，大众媒体压倒精英文化，借助媒体有人可能一夜成名，远离媒体轻视媒体可能无人理睬，传媒对人的控制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丹、易中天的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只能说明他们借助已经成熟的央视《百家论坛》的平台，成为媒体制造出来的文化现象，若没有媒体或者没有媒体与市场化出版的联手，其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都不可能如此的巨大。当然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除本人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才华外，还必须有善于适应大众的通俗化、普及化、娱乐化、表演化，以及满足平民精神需要和知识趣味的要求。于丹确实有才华，听于丹讲是如沐春风，但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的时候感觉非常好，听完以后留下的深刻记忆是不多的。这就是大众传媒化的特征。

文学批评离不开传媒，必须通过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这种媒介大多是纯文学的报刊。以前文学评论的队伍比较小，现在进入大众传媒的汪洋大海，刊物、书籍报纸副刊、网络电视、排行榜、研讨会或者新闻发布会铺天盖地，按说选择性应该增大，而实际情况却是批评陷入演说显得更加不自由和更加被动，地位也更加萎缩了。因为评什么不评什么，发什么不发什么，以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演说，常常受到经济利益，以及发行量、点击率、收视率乃至人情面子等等多种因素牵制。以作品研讨会为例，这种形式人们批评了很多年，甚至主张取消这种形式，现在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成为了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之一，这就值得研究为什么？至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产品太多了，就要开产品发布会，作品太多了也要发布，不发布就不行了。所以现在开研讨会不在乎学理性，但却都含有广告因素。

所以，我认为对文学批评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大众时代不通过媒体怎样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自己独立的声音。当然不是说媒体不保持，一般来说文学批评的声音有三个方面组成：学院批评、专业批评、媒体批评。通常认为学院批评擅长归纳历史，媒体批评擅长于现实分析，而专业批评介乎两者之间，做的好可以在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分析。

媒体批评在娱乐化、人文化、新闻化与学理化的中间寻找生长点。现在不能把一切归为原因，文学批评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主要看批评的个人的选择和追求，看批评能不能从市场化的价值中把宝贵的精神价值解救出来；能不能把文学的审美特性完整地结合；能不能在物质和商品化中发现更多有精神价值的东西；能不能有独立的发现；能不能把文学批评的功能统统发挥出来。

有一位哲学家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经济复兴就完全错了，任何民族复兴关键都是主旨价值的交融。所以，批评希望有更多精神价值的发现，大力支持批判精神，提供较为充分的空间和版面，文学的面貌或许会有所不同。

文艺评论的大众化与学理化如何结合？

王必胜（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

文艺评论本身是一个学院式的东西，也可以说学理性很强的文本。媒体从事这个专业业务工作，其实很多时候是一种新闻性的表述，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大众文化的桥梁和手段的体现。但是怎样才能把大众化和学理化结合，或者说精英的东西跟普通的东西结合，实质性和形式性的东西结合，这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

现在文艺评论遇到的问题是：有时候它是一个精英或者说是学理范畴的，对公众来说，经常处于一种束之高阁、曲高和寡的状态。比如对一些文艺现象，对一些文艺热点，我们评论界虽然会在第一时间披露，但更多却还停留在一种介绍和平面的推荐层面。

今天如果仅仅是在一种“学理精英”的层面来完成我们的文化评论，恐怕就会影响我们文化评论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但是反过来，没有这样的“学理精英”模式，我们的批评与反证在大众面前就会失去其学理的严谨性。两者如何结合，这次会议把这些问题放到一起来讨论，我觉得很有意义。

有些评论已经和商业、权利结合在一起

杨扬（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文艺批评一般来说是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所以关注主流媒体，而且是关注文学评论这一块，不能指望文艺评论这一块要做到像畅销书或者说其他什么这样流行。

第一，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过分强调媒体的娱乐性，而对于媒体本身的文化品位这一点我觉得是缺少的。

第二，从批评角度来说基本上一个是学院批评，另外就是传媒批评。我自己的感触是，从传媒批评角度来说，传媒跟学术界或者说跟文学界能够对话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少，现在的评论家和学术能力比较强的基本上都在高校，在传媒领域的比较少。

第三，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像国外的，比如说《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要发一个书评和理论文章的话，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国内的大报能不能达到这样的影响力？从评论家本身来说，有些评论实际上是跟着商业、跟着权利结合在一起。这跟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不一样的，八十年代是靠文章的力量来打天下。

第四，上海的创作跟评论相比，评论更有特点。上海的创作，大家讲来讲去讲得比较多的是王安忆，已经讲了很多年了。王安忆之后有很多人我不大记得起来了，我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写一个上海文学史的话，从新时期开始这二十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这就有点奇怪了。实际上还有很多作家在创作。

从评论角度来说上海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现在搞评论班当然也是很好的。除了评论班以外，还有作家班，还有文化管理班。当然最后的效果怎么样？有些人问是拿学位还是不拿学位，这好像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这么一个培训机会，传媒也好、大学也好相互之间有一个交流，是一个极好的方法。以后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只能让实践来检验了。

文艺评论与媒体文艺传播两者内在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多年,应该改变

陈晓明（北京大学教授）：

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两者内在的紧张关系已持续了多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这样内在的紧张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文艺评论实际上来自媒体，后来分化出学院的批评和媒体的批评。两者已经开始冲突了，也越来越紧张。我们可以看到学院的批评最早是来自媒体的批评，可以说学院是所谓的数典忘祖，我们有几位都是来自学院，现在学院一直在课堂上不断抱怨媒体的力量太强大了，媒体的力量强大之下是学院的力量越来越微弱，学院的文艺评论在社会上几乎没什么影响，特别是学术刊物的传播都在大学之内。媒体方面的报纸和网络影响是空前的，所以学院对此产生了焦虑感，这个导致学院不断对媒体展开抨击。大家也觉得奇怪，媒体有很多人都是来自于学院的，大家都是大学毕业的，同时又重新回到大学进行各种的学习。

那么为什么学院和媒体可以构成如此强大的冲突？其实可以看看最早文艺评论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按照一些专家的意见应该是19世纪上半叶，1827年法国设计了文艺批评这么一个教职，当时有三位成为法国的教授，就此大学开始有了文学这个学科。但是到大学任教，最早是由记者行当产生的，这个学科一方面对文学史作总结，另一方面是面对现实。现在的大学依然是对文学史的总结和应对现实。原来大学学院的批评和媒体的关系还是可以产生一种互动，两者的关系还是比较平衡，而至今基本上是处于脱节了。我们看到学院的表达方式、学院的观点、立场和媒体产生了大的分化。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比如说纸媒体，纸媒体本身也处于衰落当中。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给我们的结果，大家既感到高兴又感到忧虑，它是自相矛盾的。

媒体在面临的矛盾中应该思考如何做好不可能的事情，如何在不可能性中去思考我们今天面对它的不可能性去建构它的未来。

评论家不关心中短篇创作是可悲的

赵长天（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主编）：

从作品来说，现在有很多出版社出的长篇小说受市场的影响很大，而受市场影响比较少的，就是大量的文学刊物。因为文学刊物发行量很少的，就是几千份，一万份就不得了。这些刊物由国家养着，由国家出钱投资，他们基本上不考虑市场，因此作品受市场影响比较少，但是这些刊物哪怕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像《人民文学》、《钟山》……我发现评论界也很不熟悉，像李肇正生前，他的作品在著名刊物上非常多，包括小说选刊转载的也很多，打头条的。但是不要说老百姓不知道，读者不知道，评论家也不知道。是他死了以后，大家才说这个不错。在这么有名的刊物上打头的作品如果放在八十年代，《钟山》打一个头条，《人民文学》打一个头条，《小说月报》转载一下早就出名了，但是现在就算出了20个头条还是没有人知道，直到他死了。

据我所知还有相当多的作家活跃在这些刊物上，但是评论家不知道，读者不知道。那么，怎么把这些刊物的作品，使它在社会影响力上放大。上次王安忆大声疾呼关心一些中短篇，现在中短篇没有人关心，没有人看。不管是学院派也好，媒体也好，评论家对这些作品不关注的话，那么谈什么评论呢？完全是无的放矢的。

第二个意见，媒体是不是分分工。如果说媒体不考虑市场和受众当然不现实的，但是媒体里面应该有那么几张比如说大报，有那么一些栏目，它应该是不考虑一般受众的。它考虑的就是权威性。

其实西方也是这样的，我到德国去看人家书架上面摆的德国大作家的作品，他们也不看，只是摆摆样子，显示有文化而已。我们现在要拿出很好的作品，要大多数人都喜欢看，不现实。但是至少要让大多数人觉得看这个东西是有档次的。有档次、有水平的不仅仅只有鲁迅或者说只有《红楼梦》。

现在的媒体没有这样的分工，大家都去考虑大部分人关心的是什么，我就去关心。如果不做分工，这个现状很难改变，因为市场是硬道理，所以到了80后的作品，比如说韩寒、郭敬明，他们的作品市场已经肯定了。现在我们理论家也只是知道韩寒、郭敬明，理论家所知道的跟一般读者知道的是一样的。其实80后有很多作者虽然不出名，但是写的未必不好。我觉得有一些二十几岁的人其实他们所考虑的问题跟40岁、50岁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四川大学有一个学生，大概是在读大四，我跟他到一个中学做过一个讲座，他第一谈了小说的存活关系，第二，谈语言。他跟郭敬明完全就是两回事。他就谈对语言的认识是怎么发展的。而这些人的作品没有多少人读，80后的人也不读。现在可悲的是已经成名的年轻作家还有老评论家在关注他们，而这批默默坚持纯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没有老评论家来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80后的作家生存状态比过去更差。就那么几个人，其他人根本不关心。很多年轻人辞职写作，辞职东西写不出来，工作也没有，人也很焦虑。当然回过头来，评论家现在也很难，大量的作品让评论家都去看也看不过来。我希望有些评论家把《江南》、《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等这些杂志上的中短篇小说认真读一读，长篇没空读，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连这些刊物都没有人关注，我觉得有点可悲的。

实际上现在我们批评家对大众的阅读生活基本上不能产生什么影响

李敬泽（《人民文学》副主编）：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对媒体而言，这是个有利的时代，对于批评家来说就不同了。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在我们实际的文学阅读过程中，我们今天在座的全是批评家。但是我们不要有幻觉，实际上现在我们批评家对大众的阅读生活基本上不能产生任何影响。

前两天我受新闻出版署的委托，搞了全国优秀畅销书的排行榜，我做专家评委，惟一的效用，就是我可以在我喜欢的书上加分。但是我看了一个月的排行榜之后，我就感到这个排行榜的产生，一本书能卖50万册、10万册，和评论家的活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批评家们的批评活动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有利地影响大众。实际上，真正确定文学议程已经根本与评论家没什么关系了。

现在确定文学的是谁？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东西或者一个文学事件何以成为事件，一个重要作品何以重要，一个作品何以到处捱骂，这个事情到底由谁来定？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批评权利的大规模的扩散。过去批评是一个权利，我是批评家，我才有权利发出声音，现在对不起，有网络了。千百万人都有权利在那里说话，这种批评权利的大规模扩散确实是我们要去面对的。但是这里面也有幻觉，我们看到了博客上，一万人、两万人在那儿上网，就会觉得人民在这，广大人民群众在这儿说话，或者说这个事就这样了。其实进入这个事务的真正流程后，以我现在的了解，并不是说写了博客自然成为了公众话题。我在博客上拼命的骂人或者说什么话，不会自然的成为公众话题。怎么成为话题呢？对不起，新浪编辑把这个博客顶到上面去，只要顶到上面去了，不管你说什么，只要第二天一打开，30万的流量、40万的流量就来了，公众舆论就形成了。然后网络传播再反映到传统媒体上，比如报纸，我们现在承认有些报纸确实已经丧失了文化志向，甚至丧失了新闻志向，基本上被网络牵着鼻子走了。

当然，我是把话说得绝对了，不能说我们所有的事都是新浪编辑室里发生的。但是，这个流程我觉得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基本文化领域，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批评家在整个从网络到报纸的流程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所能够产生的影响，真是微乎其微的。

评论家要多写一些有思想内涵的媒体评论，一方面有利于文艺评论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有利于媒体与文学评论文艺传播的相互渗透结合

江曾培（著名评论家）：

要扩大文艺评论的影响和作用。现在中国内地上网的人数已经达到1亿4000万人，而且上网的人里面大多数都是一些有文化的青年人，也就是说文化评论的主要对象就是他们。

上海交通大学有一个统计，现在大学生有75%是靠上网来取得新闻的，传统媒体相对来说地位比较下降。所以，文艺评论假使不直面网络这一信息媒体的话，要大大削弱影响。

我们要做的是加强言论工作，对大量的信息进行分析批判来帮助受众监督这方面的信息。人民网全国论坛在社会上是很有影响的，上海的东方网搞了三个频道，一个是东方时评，一个东方专家评论，从专家的角度来发表评论，还有一个就是社会论坛，把上海社会学家组织起来，对社会问题发表见解，影响越来越大，而且点击率越来越高。但是，很遗憾文艺评论基本上还是缺失的。所以要充分利用这个媒体。

过去我在报社工作，人家叫做报社的工作是无名工作，过了一天就算了。对这个问题要有分析，实际上过去很多的文章都放在媒体上面的，“过了一天就算了”仅仅是指它的时效性、新闻性，但是文章的价值不在时效性，而在于这篇文章，这个评论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没有思想艺术的价值。只要有思想艺术的价值超过时效性就会有永久性。

比如说鲁迅的作文都放在媒体和报刊上，鲁迅的作文时效性都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性的东西产生的，但是鲁迅写的文章都非常好。还有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为新华社写了很多文章，时效性见长。所以，关键在于文章是不是有见解，有见解，就有生命力。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刚才谈的问题，学理性的批评和媒体批评关系的问题。这些任务需要学术刊物去刊登，所以我们国家同时要搞学术刊物。现在的媒体包括网络媒体确实需要加强一些学理性的东西，而这个批评不是摆出不同的面孔来写，而是要我们的评论家多写一些有思想内涵的媒体评论，一方面有利于我们的文艺评论的普及化，另一方面有利于媒体与文学评论相结合。所以，不要把学理性的批评和媒体性的批评完全隔离开来，要有区别。

更重要的是建立完整的良性媒体新环境，要区分不同的媒体

贺绍俊（著名评论家）

首先文学文本的价值可能是文学传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文学文本的价值起码包括文学的价值和商业的价值。但是这两种价值不是成正比，不是说文学的价值高它的商业价值就高，也不是重叠累加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对它价值的判断，媒体面对文学传播的时候，价值的选择肯定是很重要的。这就带来第二个问题，媒体是以商业价值作为第一位的。所以，媒体从利益出发可以把文学文本两种价值剥离开来。一般来说商业价值和文学价值是折合在一起的。

这就带来下面一个问题，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文学的传播事实上通过媒体在进行的。我们大量的文学刊物实际上对中短篇小说的传播是很有意义的。而今天的文学性更多的是依赖这种文学刊物的中短篇小说在延续的。文学传播大致上主要是侧重于谈小说，而出版社的传媒小说更多是一种市场运作的方式，那种商业价值可能就放在第一位了。我们对媒体这个概念是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我们也有很多对媒体的说法，大众媒体、小众媒体、主流媒体、强势媒体或者说专业媒体，因此不能要求所有的媒体都以同样的立场、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文艺的传播。

实际上，今天的批评可能有两种。一种非常热闹的批评，就是我们所说的媒体批评，还有一种是静悄悄的批评。这不完全是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这两种区分。即使比方说放在文学刊物上，或者是文学期刊上这种批评能够引起大众的关注吗？能够影响大众的阅读吗？其实是不能影响的。那么，我们谈到媒体文艺传播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媒体有更精细的细分，对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要求，不能要求所有的媒体都去传播精英文艺。可能更重要的是建立完整的良性媒体新环境，要区分不同的媒体。那么不同的媒体都有真正的条件，特别是专业媒体、小众媒体怎么样提供真正的条件。我们讨论当中有这样一种趋向，需要大众媒体来为文学性说话。要求大众媒体放弃它的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与其这样一种不可能要求媒体，不如我们来想一想如何加强和发展专业性的文学媒体。专业性的媒体、小众媒体给他们经验意识形态提供最大的支持。可能这对我们来讨论文艺评论或者是媒体的文艺传播，是更为现实的问题。

阎晶明（著名评论家）

我们讨论这么多，其实挺无奈的，说了半天只有现状没有对策。我觉得现在媒体对文艺评论确实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之下一些很严肃的学者、文艺评论家不得不采取一种变形的策略来获得一些声望和成功。比如上个月我看一份北方的读书类的专业报刊，它批评北大的孔庆东，说他对鲁迅的解读有诸多的谬误，最厉害的一条就是说孔庆东在《百家讲坛》里面说，鲁迅的话是一个字不能改，动一个字它的意思就变了，鲁迅的话就是原原本本原来怎么说就怎么说，否则的话意思就全不对了。然后这个人在自己话之下就引了若干鲁迅的话，那些表达就是有问题的了。其实孔庆东不是不懂鲁迅，不是没有研究过鲁迅，而是在媒体强烈的促动下，不得不做出一些自己也知道不踏实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媒体给我们的压力。

第二条，学者如何能够冷静地对待媒体传播产生的影响。西方很多学者对摄影和电影等新型的艺术，有很多评论和研究，他们研究的时候不从道义上、道德上讨论这些新型艺术对传统经典艺术的冲击和替代，而是把新的艺术和传统艺术形式比如小说等一视同仁，作为一个文本来研究，不管是新和旧就是一个文本，我觉得这个是真正的高人，而中国是缺少这样的评论家。

在一种新的文学格局下，文学评论界应该有自己的担当

胡平（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在一种新的文学格局下，文学评论界应该从这个角度重新负起责任来。评论界现在有一点含糊，就是责任在哪。举一个例子，最近开一个会关于80后作家，郭敬明、张悦然等27个比较著名的80后作家都来了，韩寒也对会议表示祝贺，最后由于行程的问题没有来，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了什么呢？这表明我们跟80后是由于没有接触而产生了很多误解。这批人经过两天的会之后，跟作协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在报纸上发表一些不负责任的大而化之对80后的评论，根本就没有什么突破性。他们在座谈会上谈了很多对作协的看法，我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人对作协有特别大的反感。

我想说的是，我们评论界是由谁组织，应该是由全国最有影响力的评论专家组织的，包括在座的。但是最近也做了一个调查，100份对评论家的调查，提到80后，你对80后作品的反映是什么？大部分有资格的评论家都是说没有阅读作品，不感兴趣或者说保留意见。

而在会上80后作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希望评论界能够关注他们。关注他们什么呢？我理解最重要一点就是评论界、文学界对80后创作的水平到底怎么评价？这是他们最需要的。虽然我们评论界评价的一些文章在媒体上没有大众阅读，但是对于作家来说确实到现在也仍然起作用。

第二，80后最大的历史成绩是把文学读者拉进市场来了。比如说文学市场上他们占了10%的文学作品销售量，他们一下子拉这么多人来对文学阅读有兴趣是不是他们的功劳？当然，前代的作家对于社会历史的沉重理性的思考是他们不具备的，但是他们的创作感情充沛、热血和激情，确实能感染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评论界应该给一个评价，就是80后创作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整个一代作家形成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和地位是什么？毕竟将来要写入文学史吧。但是现在看来评论界很难负起这个责任。

现在正在办儿童文学班，我发现儿童文学创作比80后一点不差。他们特别忙，每个人几乎都是多少套书在销售，一写就是一套、一写就是十本，现在讲究的是在书店里面一个柜台都是他们的作品。里面发财的人也很多，可是我们的评论界有多少知道杨红英？知道马小巧？

这时候我感觉到评论界的责任，现在是儿童文学界的评论家要比80后的评论家多，80后的评论家据说只有一个在评论。儿童文学评论家有一些，我发现他们的评论家和咱们所谓评论家还有一点区别，他们对现代儿童文学的评价是东风压倒西风，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儿童文学的创作，本土化的发展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国外的作品根本敌不过他们。他们最希望听到的不是儿童文学课，也不是儿童文学评论家给他们上课，而是听评论家，所谓评论家就是刚才说的评论界的评论家来讲文学界的水平和他们水平的对比，同时也意味着告诉他们——他们的作品水准到底在什么线上？

我觉得现在需要一种文学评论界新的权威和新的整合，以应对现在的新格局。比如说小小说、打工文学、自由撰稿人的文学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需要有评论界的参与和立场，这种责任还不是和媒体的竞争，而是说评论界对于创作新热点新动态新动向的直接反应和一种新的引导、评价和定位。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