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充分利用债务性税盾来适当降低ETR的做法是可行的。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有很多公司只顾眼前的利益，把最大化的压缩所有税费用为最重要目标，过分利用债务性税盾对ETR的作用，严重背离了债务性税盾的积极意义，对公司的内部治理和长远发展已经造成的极其消极的影响和弊端。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一直实行以向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为主；股票、债券等证券的直接融资为辅的融资结构，两者的比例大体维持在10：1左右，个别年份曾达到15：1。显然，这个结构过度依赖银行，导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持续处于高位。上世纪9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曾一度高达80％以上，目前仍然在65％左右的高水平上徘徊。这样的资本结构固然是能充分利用债务税盾的作用来最大限度的降低所得税费用，降低ETR从中获得最大的短期利益；把风险间接转移到银行来降低公司自身的投资风险；但长远来看对公司自身的发展和持续经营是极为不利的。归根到底，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是造成公司自身融资方式及资本结构极其不平衡的关键因素。众所周知，我国上市公司绝大多数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股权结构中，国有股等非流通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国有企业经营者等内部人实际控制着公司的经营决策权，而流通股股东势单力薄，根本无力争得公司内部的发言权，也无法通过投票方式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在国有股控股占大多数的背景下，一方面，企业管理层凭借与地方政府关系密切的优势获取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继承了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历来是一家的“优良传统”，这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自然也是对银行贷款的债务性融资模式有极大偏好的。本来应该是“亲密债务”的硬约束于是也就变成了起不了什么实质性作用的软约束。国企又常常以不良资产为“质押”，迫使银行继续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滚雪球式的越来越大，以致无法抑制。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总资产在10万亿元人民币，呆坏帐占银行总资产的23%左右，即2.3万亿元人民币。巨额的不良资产已经滋生出巨大的金融风险，而银行空握着“债务约束”的治理之剑，面对公司频繁的投机行为却一筹莫展，无可奈何；长远看，公司渐渐失去活力，债务庞大无法解决，最后面临破产。
从上述分析看，资本结构对上市公司ETR的作用是利弊两面性的；针对其弊端及其对公司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换一个思路，在硬化贷款约束、强化破产机制的同时，积极运用税收手段，给企业从银行贷款融资“泼一盆冷水”。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调整相关所得税税收政策后，企业将不再对如何更多地获得银行贷款的问题感兴趣，而是转而从其他渠道融资。首先，预计2008年25%的所得税法定新税率的即将实施是个很好的契机，这个政策可以减少企业的债务利息扣除收益。既可以增强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能促使企业降低债务水平。其中的道理是，税率与债务率通常呈现出正相关关系，降税企业所得税税率，其结果将是减少债务融资的税收收益，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此外，还可以考虑限制一下银行贷款利息的税前扣除额，比如，规定部分企业的新增银行贷款利息只能得到税前的部分扣除，或不得扣除，也可以提高企业持续增加银行银行贷款的积极性、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改善企业治理机制的效果。
综上所述，上市公司ETR与资本结构的关系极为密切。资本结构的债务税盾固然可以降低所得税费用，降低上市公司ETR；但过分利用这点会造成公司内部运行上的恶性循环，不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反过来，好的所得税税收政策既可以使上市公司的所得税费和ETR能长期持续保持合理化，又可以促进公司的融资方式和资本结构的平衡，极大地优化改善企业治理机制。总之，在健康良性的发展模式下持续性的使ETR合理化才是上市公司的最终追求，也是上市公司的最大利益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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