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因宿主的元语用意识和模因变异(2)

站在语用高度观察语用模因，不论是词素、字词、词语、短语、子句，还是句子、话语、语篇，作为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必然是以功能（即上文的语用目的或语效）为要旨。英语从外语（主要是希腊语和拉丁语）移植了大量的词素（词干、前缀、后缀），凡是引进必定是重其功能而（相对地）轻其形式。虽然没有形式也就没有意义，因为形式是意义的载体，但是在必须牺牲一方时就只能割舍形式的（一部分）。（参看3.1的词素例子）

假如一个句式表达一个基本功能（如陈述句表达陈述/表述的功能或意义），那么，这一句式在复制和传播中势必基本保留这一功能，而且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一定程度的嬗变（如，陈述句可以作为间接请求或询问）。英语和汉语的基本句式或句型和它们相应的句法功能和意义具有很大程度的同构性，为等效翻译（equivalent translation）和“同传”铺平了道路。更为奇妙的是，各种句型所能表达的副功能、副意义（如陈述句的间接请求功能），也是惊人的酷似。这样一来，在翻译这一模因复制传播的过程中，英汉互译中，句式和功能的匹配对翻译者来说就不棘手了。

5a）Can you lend me $10? 你能借我10块钱吗？

1b）I would like you to lend me $10. 我希望你借我10块钱。

1c）Lend me $10. 借我10块钱。

1d）How kind of you if you lend me $10? 你能借我10块钱就太好不过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交际中语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就没有少解、曲解、误解的情况。有时，由于语言的复杂和表达法的相对贫乏，加之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错综复杂而难以完全或准确地认知，话语存在以下10种状态：

（1）       话语的结构特点尤其是词语多义性和含糊性使话语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2）       话语存在遵守或违反Grice（1975）所论述的合作原则的任何一条准则的可能，从而可能表达特定的含义（implicature），而含义是不确定的。

（3）       正因为（2），话语可能是真话可能是假话（deception），可能是隐喻、借代、弱陈（understatement）、夸张、委婉等，可能是调侃（banter），可能是反讽（irony）。

（4）       话语存在多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multivalence）的可能性（Thomas 1991，何兆熊等2000：336-7）。例如，老头子生老婆子的气但是不便直接说明就（佯）骂儿子，话语中隐约透露出对老婆子的怨言，属典型的“指桑骂槐”。因此，同一句骂人的话对儿子和老婆子的语力（illocutionary force）是不同的。

（5）       话语存在双重/数重语用模糊（pragmatic bivalence/plurivalence）的可能性（同上）。就是说一句话对同一个听者具有双重或数重语力的潜能或可能性，如，“蛇！”可能是“我告诉你这里有蛇”（表述/representative），“我提醒你小心蛇”（指令/directive），或者“我在吃惊这里居然有蛇”（表情/expressive）。

（6）       一些语句（如条件句）存在双重言外行为（bivalent illocutionary act）的可能性（同上）。每种语言都常说“我若是你/If I were you”的条件句，是建议呢还是警告甚至是威胁呢？是礼貌还是不礼貌呢？此乃语力模糊。

（7）       由于语言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可能发生词汇层的语法化和语句/话语层的语用化——此乃模因变异的极端化例证。前者指实词虚化，后者指话语的语力和含义与其字面义相去甚远。（看3.3的例子）

（8）       话语接受者可能存在两可（“多可”）或然性：把对方当作受话者（addressee/hearer）、旁听者（bystander）、旁观者（overhearer/listener-in）还是窃听者（eavesdropper）呢？（看Verschueren 2000：83）一句话语对谁说，把他当作什么类型的听者，有多少听者和多少类型的听者，这些问题都影响该话语的意义识解。

（9）       可能存在话语角色的两可（多可）或然性，也即言者可能是说话者（speaker/addresser）、作者（author）、传递者（reporter）、代言者（spokesperson），或者是传声筒（mouthpiece）。（见Thomas 1991，何兆熊等2000：330）有一个广告上的两个儿童说“他们都说我很可爱”就是以传递者身份巧借“他们”之口以表可信性。我们说话通常绝对代表自己，但是有的话语是半代表自己的（以“听说、我就是觉得吧”为证），甚至不负任何责任（以“下面完全是他说的呀、孔子云”为证）。言者说话对自己和对方的角色的MPA有高有低。赵白生（2002）的论文“我与我周旋——自传事实的内涵”说得好，自传“虽然表现了丰富各异的自我，但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自传”，因为自传展示的有“自我生存的事实和经验化事实”。“自传的头号问题是‘我是谁’”，“自传是‘自杀’”（传记是“他杀”）。然而作者是几分的投入叙事呢？展示的是几分真正的自我生存的事实？“我是谁”问题涉及作者自己几分？作为隐喻的“自杀”是几分谁杀（还有如何“杀”）几分谁？美国先锋派女作家Gertrude Stein（1874-1967）[1]写的所谓自传“The Autography of Miss Alice B. Toklas”的作者是Stein本人，叙述者却是秘书Alice，说的主要是Stein，其次有Alice和所有有关的人。作者创作时想必具有很高的角色MPA。美国后现代小说作家Vladimir Nabokov（1899-1977）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具有互文性（co-textuality），而且作者自己要么隐秘地，要么以某角色（如“Vivian Badlock，Vivian Bloodmark，Vivian Darkbloom，Adam Von Librikov”）参与小说的事件，造成“小说内有小说”，作者的所谓“元小说性”（metafictionality）MPA可谓相当高。

（10）   词语和话语的语用模因复制和传播中广泛存在一语三相的现象，即一个词语或话语同时表达了字面义（literal meaning）相、显义（explicature）相和含义相。请看下例的“一语三相”。

6）sleep-walk或sleep-walker

字面义：睡觉时走路（的人），睡着了还能行走（的人）

显义：梦游（症）/梦游者。根据The Chambers Dictionary（1995），一个“sleep-walker”是“one who walks in his or her sleep”或者是一个“somnambulist”。Longman Modern English Dictionary（1976）的解释是“someone who walks in his sleep”。

含义：不清楚自己的人生目的（的人），只管埋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的人），胸无大志（的人）。（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1994）的定义虽然与上面的大同小异，但我们要请注意它在“walks in ∧ his sleep”的之间插入了“as if in”的比喻义。）

请看例句：

7）（回答Did you sleep well last night）Sleep-walked so long.（伸出3个手指）

8）（回答What was your ideal or wish then（指的是1999到2005年）? My father said I was sleep-walking.（摇头）

如果说言者只是编码，听者只是解码，那么言者和听者都只原地踏步于字面义（常常是望文生义）的圈内。但是，交际者的语用模因是需要推理的，“sleep-walk”在7）中推理的结果是显义，在8）中推理结果是“糊里糊涂、碌碌无为”的含义。就整个例句来说，7）的字面义是“睡觉时走路这么久”，显义是“昨天晚上在就寝后不知何时起我不知不觉地起来漫无目的地四处走走达3个小时（左右）之久”，含义是“（基于上述显义）我昨晚睡得不好（从而给予你的问句以否定回答）”。例8）的字面义不用多言，其显义为“我爹说我那时即1999-2005年一直像梦游者一样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含义是“我没有目标或人生理想（即否定了问句的（“有理想”的）预设）”。

3.3 模因变异的极端化——不变与变异之辨

一个语用模因，小至字符、词素，大至话语、句群、语篇，只要成其为模因，即作为文化载物被复制和传播下去，就需要有一定的内容即功能或意义（空洞无物的乌托邦模因是不可想象的），以及一定的形式——即需要一定的承载体和承载方式/形式（物质存在于自然界必然有其方式（及质、量、与他物的关系））。这个承载体就是上文所言之“模因宿主”即交际者（的大脑、口舌与手笔），这个承载方式就是交际者编码、传达的渠道、信道、语言、方法等。

我们知道，一个模因与它表征的实体（entity，含虚物）的实质内容或功能-意义内容具有一定的象似性（iconicity），如语音象似、构造象似、语法象似、语用象似等（当然所谓象似主要是隐喻的、语用的、相对的象似，见侯国金2006a）。假如有这么一个叫作X的模因，复制和传播中的承载体和承载方式可能变化万千，但是其实质性内容，即它象似于源实体的本质内容或功能-意义则不容太大的变化，变来变去还是X的变体，如X1,2,3…n，它们共有的核心模因因子是相同的，因此某些模因因子可以发生变化，但是变化不能太大，或者变化的模因因子不能过多，以至使X变为Y或Z，那就是另一个模因了。我们发现模因在复制和传播中存在一对矛盾，也即同构与变异。若没有同构模因就失真走形，蜕化变质，另一方面若没有变异则失去活力生机。同构性与变异性的对立统一驱动着模因的复制与传播，有静有动，有同有异。类似或同一语域（register）、同一语义场（semantic field）的模因又有机会组合成这样或那样的模因组/群，也可叫作“模因域”（见罗迪江，即出）。若干模因域若相关则可能形成一个模因域网。这样一来，俯瞰语言网络，模因领域网与模因领域网之间网网相连。细看起来，一个模因领域网内部模因组与模因组之间组组相通，一个模因组内部模因与模因之间因因相关。

以上分析是对模因的同构与变异的整体上的、一般性的、原则性的（初步的）看法而已。我们联系实际语用地观察，由于特定语境的参与，因为特定言语（交际）事件的交际者的特定身份、他们之间的特定关系（权力关系、社会距离、语用距离），还考虑到他们特定的交际目的，一些模因苛求同构性，另一些模因则允许甚至要求较大的变异性。

不久前（主要在东北）有人搞了一阵子的“赵本山模仿秀”。顾名思义，他们以模仿赵的风格以及长相、方言（东北味普通话）、音质、演技（如二人转基本功）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为殊荣，虽然也有人（如笔者）却以为不能一味复制和拷贝，要有创新和突破。据说以前某国搞了个卓别林模仿秀，他本人匿名参加却只得了个第三名，原因是“他”没有创新和突破，不能满足观众新的审美要求。再以翻译为例，虽然翻译界对好翻译的标准还没有达成真正意义的共识，但是“信、忠实、等效/等值/对等”等不同标准的类似字眼足以说明译文毫无疑问应该尽量做到与原文模因的同构。原文是爱情诗，译文也应该是爱情诗，既不能译为哲理诗、叙事诗或史诗——这是内容、主旨与原文同构，也不可译为爱情散文、爱情戏剧或爱情小品——这是形式、承载体、承载方式的同构。万一不能兼顾两类同构，就要多顾前者。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有多种译文，我们本能地（凭语感）嫌弃似乎可以译为（纯）诗歌的散文诗[2]。翻译圈内对翻译模因同构性的极端追求的结果是所谓“零翻译”（zero translation），如英语的“（accession to the）WTO”有人译为“（加入）WTO”。2004年某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到四川外语学院讲学时一开始就发问，“I come from SISU to SISU”[3]如何翻译？“我从上外来到川外”？他提出不妨译为“我从SISU到SISU”。零翻译是以功能-意义为前提（假设读者理解，或无所谓真正意义的功能-意义）、只注重形式的同构性的翻译方法。人名的翻译大都如此（例外如Pearl Buck译为“赛珍珠”）。

转述他人的话语时，话语越短小易懂就越能够也越可能与原话同构，反之越难以同构。试想天下谁能一字不差地口诵《三字经》、《红楼梦》、W. Whitman（1819-1892）的长诗“The Song of Myself”或者T. S. Eliot（1888-1965）的长诗“Wasteland”。罗贯中在《三国演义》（60回）里描写西川的张松对《孟德新书》“彼观一遍，即能暗诵”（对杨修），“并无一字差错”，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价值（卖弄风雅和贬低曹操），但是有理由怀疑其极端同构性的可能性。日常交际中，我们没必要直接引用他人话语，完全可以间接引用，而且还可以增设自己的情态意义（modality，如通过“能、most probably”）、程序意义（procedural meaning，如“首先呢、finally”）、情感意义（affective meaning，如“那小子、that bloody woodenhead”）、传信意义（evidentiality，如“据说、according to BBC”）等。在一定语境里，言者为了某特定语用目的可能小改、大改、歪曲、彻底篡改原话。“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少人就是这样复制和传播“毛选”的语句的。

写文章时免不了要引用他人的论点和词句，有直接和间接引用之分，有部分和整体引用之别。直接引用的话语要求百分之百地“保真”（原文的标点、正字法特征、措辞甚至字体等皆不变（油墨、字号等非本质属性则不在考虑之列））。你若引用英国戏剧家G. B. Shaw（1856-1950）的话，他的thats就要写作thats[4]，而非正确的that’s。间接引用呢？要求内容高度同构而（部分）形式高度变异。原文是疑问句就可以（但不必）用疑问句，原文是复合/复杂主位（如，1个语篇主位+1个人际主位+1个经验主位）+简单述位（如，含3个环境成分），你可以（但不必）如此。关键是要换词，相当于我国大学英语常做的“paraphrase”练习。根据《美国语文学会研究论文写作指南》（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第5版）的标准，下例若出现于某人的论著中，9a-c）是（社会）语用的，9d-f）是反（社会）语用的，即剽窃。

9a）面对五花八门的培训，不知该如何选择：广州过半白领盲目“补脑”。（《广州日报》2004/12/22，9版）[5]（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兼形式，是直接引用，无剽窃）

9b）《广州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面对五花八门的培训，不知该如何选择：广州过半白领盲目‘补脑’。”（同上）

9c）《广州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广州有很多培训班，不少人随意地报名而不管有没有效果。（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而非其形式，是间接引用，无剽窃）

9d）《人民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广州有很多培训班，不少人随意地报名而不管有没有效果。（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而非形式，是间接引用，但是原宿主信息有误（不应该是《人民日报》），属剽窃）

9e）某报说，广州有很多培训班，不少（过半）白领盲目“补脑”。（承认复制原模因内容，不承认复制其形式，可是后半句是没交代宿主的间接引用，属局部剽窃）

9f）《广州日报》（2004/12/22，9版）有一句话说，面对五花八门的培训，不知该如何选择：广州过半白领盲目“补脑”。（承认复制原模因部分内容，但是形式上同构取向度过高，假装是而实际不是间接引用，属剽窃）

在满足模因的一般复制和传播的条件下，有时趋于同构，有时偏向变异。无标记的语境和语用目的通常与无标记的同构/变异取向度（或趋向值）（isomorphism/variation orientation degree，简称IOD或VOD）相匹配，有标记的语境和语用目的则跟有标记的同构/变异取向度相匹配。鹦鹉学舌自然应该七八成像人话，这是无标记语境，无标记的同构取向度（语用的）。若只有一成像人话，就是有标记语境（根本不是鹦鹉）和有标记变异取向度（反语用的），若有十成像人话，则为有标记语境（如电子鹦鹉，人学鹦鹉），有标记的同构取向度（同前）。一个男人学唱Madonna唱过的一首歌“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没必要追求女声语效，此乃有标记同构取向度（反语用的）。外语教学中的语言各层次的模仿，各种题材、体裁、需要的口笔译的“翻、译、翻译”，都可以这样考察，这里就不赘述了。

如前所述，模因复制时通常是有所变异的，有“赝品、偏差”（何自然2005）。汉语的模因“仿制”主要有引用、移植、嫁接、词语变形等。（同上）变异有程度的大小，大小随语境和语用目的而定，而且变异的大小于模因宿主（即复制传播者）的MPA的高低成正比。在一般情况下，变异小甚至没有丝毫变异，是仿造、誊写、拷贝、复印或剽窃，保留原模因的风格和状态，有利于新生事物、新概念、新思潮、新模式的产生，但缺乏创造性、新颖性、动力、活力，不利于新模因的产生和（新）模因域的形成乃至“结网”。另一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模因复制和传播时变异大甚至与原模因没有丝毫同构性，就是比拟、生造、杜撰、歪曲或篡改，牺牲了原模因的风格和状态，不利于传承文化传统和思想精华，但不乏创造性、新颖性、动力、活力，有利于新模因的产生和（新）模因域的形成乃至“结网”（请看图1）。

MPA
 
 
 

原

模

因
 
同构/变异取向度
 
模因变体
 

                         图1：原模因-模因变体同构/变异度平衡

可见，模因的变异没有对或不对的问题，只有适度与否的问题，（社会）语用与反（社会）语用的问题，即该模因变体与原模因的同构/变异取向度和标记价值（无标记、有标记以及标记等级）是否适合传播或交际的语境、目的尤其是模因宿主即交际者关系等语用参素，是否达致一种和谐。“和谐美”是“中西方美学的会合点”（庞景平1996）。内容的和谐，主、客观的和谐，情与理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国家与国家的和谐，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和谐——只有和谐才算得上美，这最后一种和谐以MPA调节的同构取向度的平衡为基础。在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天平或秋千上要获得平衡，一般语境下，同构取向度高，MPA也就高。假设交际者的认知水平没有问题而这个天平有所失衡，一定是其MPA出了问题。再者，适度与否是相对的，因人而异。例如，我国有不少年轻人在网络里聊天时是如何复制和传播“等一等、蠢蛋、哥哥、变态”的呢？在汉语语境下使用这些汉字词语自然是正确且合适的，但是由于网络方言和“网虫”自身的特点（如经济性、新颖性、多语性、国际性、公开性、娱乐性等），他们有时使用“w8t、CD、GG、BT”（分别对应上文的汉语词语），显然它们含有英语成分。“w8t”是“wait（等待）”的拟音压缩，连英美人都折服得大跌眼镜。“CD”是仿照英语的首字母缩写法（initialism）压缩汉语“蠢蛋”（的拼音字母）而得。“GG、BT”也是如法炮制。目前，国内各界对此类“非字词”成分（见侯国金2006b）的看法不一，年轻人对之喜闻乐见，急于模仿、复制和传播，其传播媒体不限于网络；中学语文教师视之如毒蛇猛兽，禁止学生在作文、中考、高考中擅用。“教育部有关官员日前表示，网络语言不应该出现在高考作文中。”（《新京报》记者郭少峰报道[6]）；更多的人（包括国家语文工作者）是折中、旁观、扬弃。最近网络上发表了数千篇介绍、点评网络方言词汇的文章。

模因变异的极端例子还有（词汇层的）语法化和（语句层的）语用化。“吃他一碗”的“他”字若不表“他”这个人，只是作为音节空位的填充物，它就是语法化。所有的实词虚化现象都是语法化，再如“把、了、着、过、来、去”的非实词用法。英语的“be going to”也是语法化。研究语法化的文章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How are you doing?”“You’re telling me!”“你吃了吗？”都是语用化的例证——它们的字面义离其交际意图有千里之遥。重庆方言的“不存在！”（表示“不可能、不是这样的、不要客气”），“看不懂”（打斗地主时说，指“狠牌、大牌、接不起的牌”），作为词语/词组就是语法化，作为（省略）语句/话语就是语用化。这两个问题还有很多可以探究的空间。

4 结语——变中生存的模因

模因论“因简单而迷人”（Sperber 2000），身处襁褓，自然嫩弱，“概念混乱”，“无甚实证研究”，人们对模因（论）“存在误解”（Gil-White 2004），需要探索、充电、发展、完善。从Dawkins（1982）问世以来，一直存在两种“反调”：其一为没有现成的办法判断模因的要素，其二为我们没有一套固定的标准用以判断一定单位的信息（块）是如何自然地切割成文化块。（Atran 2001）举例来说，根据Dawkins（1982），人是模因的宿主/载体之一，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过程中的模因变体要么是“共现模因”（mutual meme），要么是“寄生模因”（parasitic meme）。前者与模因宿主共同发展，后者压倒甚至消灭宿主而自灭。（马萧2005）例如，翻译界的“翻译无用、不可译”模因是没有价值的寄生模因，最终必然消亡。那么到底还有些什么模因及模因宿主呢？语言和文化的各层面的两类模因是如何生存和相互作用的呢？人们广泛质疑的还有，（1）如何识别模因和模因的表现型的问题（何、何2003）；（2）模因复制和传播的同构取向度的问题，或者说它在原模因和模因变体之间如何达到一种适度平衡的问题；（3）模因（复合体）复制过程中有时难以区分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等（Sperber 2000）的问题；（4）模因论中论中有论，诸论不一，形成了难以统一的观点（见上文1的“三观”）等问题；（5）模因难以像基因或DNA一样描述、度量、分析；（6）“既然每个拷贝/模仿事件都有突变，那么人们又如何选择（模因变体）呢？（Sperber 2000）（7）模因的概念似乎兜揽了全部可以被复制和传播的文化实体，有过于宽泛之嫌。因此Sperber（同上）区分了触发（triggering）和拷贝（copying），虽然两者常能适度融合，但是，“文化刺激能触发的却是一定领域的习得机制和能力，而这样的机制本身既有生物遗传基础又有文化继承的一面。”

不过，这些问题都不能否定模因论的新颖性、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新学科自然有新问题，新问题不能阻止反而催化了模因论的研究，一场生物学、信息科学、文化学、传播学、人类学、语言学、翻译学等多学科联袂的跨面研究。模因论对各个学科都提出了新的课题和启示。Sperber（同上）也承认拷贝/模仿也是值得探讨的，模因论有一定的（实践）应用价值（却需要做大量的实证调查）。Chesterman（1997）运用模因论发起翻译理论的新探索。Vaneechoutte & Skoyles（1998）把现代人当作“乐感[7]灵长类动物”（musical primates）来研究语言的模因起源（memetic origin of language）。在我国，王斌（2004）、韩江洪（2004）、马萧（2005）积极加入了模因与翻译的讨论。高纯娟（2005）浅探了模因与外语学习能力的关系，何自然（2005）和陈琳霞、何自然（2006）除了提及模因与翻译、模因与教学、模因与文化的关系，主要是介绍语言模因或模因的语言层。罗迪江（即出）试图用“模因域”代替“事件域”[8]以解释人们如何使用语言、认识与体验世界。Blakemore（1999）运用模因论尝试性地解释了神学和心理学的一些现象。Gatherer（2001）试图运用模因论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如同性恋）。目前有人在做模因论的实证研究，如Kendal & Laland（2000）、Marsden（2001）、Baldassarre（2001)等。由于用模因论做语言研究的人不多（何自然2005），因而这样做的意义很大。

本文对（语言-）语用模因的变异和MPA的关系做了一点浅薄的探究。作为跨面研究的新兴学科，模因论对各个学科尤其是语言学和语用学提出了不少问题，提供了解决新老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启示。本文着眼于语言-语用模因的复制和传播规律，因此通过小至词素大至语篇的例证，指出现实世界的模因复制基本上有（社会）语用的和反（社会）语用的两类，本文着重论述了原模因和模因变体的“同异关系”合适与否取决于新旧模因宿主（交际者）在MPA调控下能否攫取一种“同构/变异取向度”的适度、平衡的和谐美。一个模因在复制和传播中与其模因（域/复合体/网）变体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应该是在新旧模因宿主的MPA的调节下，在模因生存的必要性、目的性、新老语境的特点等语用参数合力作用下，形成的一个共时的（横向的）和历时的（纵向的）具有和谐美的互相补充、同构/变异取向度平衡的、和谐而且美的曲线，而一个模因域或模因复合体，乃至一个或更多的模因域网，就呈现出一个纵横交错的平衡、和谐、美丽的网。最后我们分析了一些极端的模因变异和识解困难的情况。当然，行文难免主观性、片面性，虚心求教于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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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版于1933年。（看张禹九《空谷足音——格特鲁德·斯泰因传》，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2] 翁显良译，见王寅（2005）。

[3] SISU是下文所说两所外语院校的英语校名的首字母缩写，分别为Shanghai/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由于川外先注册，据说“上外”也自称“SHISU”。

[4] 如剧本“Pygmalion”第3幕Liza对Higgins教授说“Well, thats a mercy, anyhow.”。不论是伦敦的Penguin Books还是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还是爱丁堡的R. & R. Clark, Ltd，出版他的剧本都绝对高保真地复制这个文学模因。

[5] 该例借自何自然（2005）。

[6] 下载于www.ynet.com（2005-10-6）。

[7] 他们认为唱歌对于鸟类和人类都具有很高的（系统）发生（phylogenetic/developmental）的价值。唱歌是现代人语言和文化形成之前的“预适应”（preadaptation）。

[8] 见王寅（2005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