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最大的贫民窟

　一部奥斯卡获奖电影让印度孟买的达拉维贫民窟变成全世界都关注的焦心。
　　
　　独一无二的达拉维
　　
　　“我酷爱研究每日头条新闻下的那些不起眼的故事，那些所谓的失宠新闻。最佳并最具有说服力的影像往往如阴暗的历史般被搁置一旁，如蜻蜓点水般了无痕迹，几乎无人察觉。”
　　本狄克森一直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被社会所孤立的社区与人群。2005年，在获得Alicia Patterson基金会的支持后，他开始完成一项名为“The Places We Live”(我们生活的地方)的拍摄项目。该项目主要是为了记录全球迅速增长的那些大城市的贫民窟、边缘人群的生活状态，除了摄影，这一项目还包括录像以及语音采访。
　　达拉维通常被称作“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在近2平方公里的区域，居住着100万人。
　　在印度，达拉维就是“贫民窟”独一无二的代名词。达拉维地处孟买中心地带，毗邻孟买国际展览中心和孟买国际机场，附近有两条主要铁路经过。地理位置的优越让这里成为孟买的房地产开发商们最眼红的地段。有当地开发商初步估计，这块黄金地皮价值100亿美元。
　　达拉维是很多当地人的家族历史和情感的交汇点。直到19世纪末期，这里还是一片红树林沼泽，居住着很多渔民。后来，这片沼泽被椰子树叶、腐烂的鱼和生活垃圾填满了，被剥夺了生计的渔民们开始转去其他行当，这个地方就这样空了下来。
　　此后，不断有移民从印度的古吉拉特来到这里，他们建起了制陶工厂，从印度南部来的泰米尔人则开起了制革厂；从北方来的数千人投入了蓬勃发展的纺织业。此后，达拉维成了人口构成最复杂的贫民窟，也是孟买这个印度最多样化的城市中最多样化的区域。
　　在达拉维，以家庭为单位的手工作坊最常见。这片区域大约设有5000个“一间房工厂”(Single-room factory)以及数以百计的家庭棉纺厂。除了制革、制陶和纺织制衣，达拉维最大的工业就是废品回收。在达拉维，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回收。每天，当制陶作坊的窑炉飘出黑烟，缝纫机开始在阴暗狭小的工厂里嗡嗡作响时，在满是淤泥和垃圾的工业运河河畔，回收垃圾的人们也已经出动了。坏了的塑料玩具被丢进巨大的磨床粉碎，熔成彩色的塑料颗粒，再被转制成新的玩具；每一个纸箱或者55加仑的石油桶都是宝贝，它们被工人们收集起来，再转制成其他产品。
　　“如果不是亲眼见到，你很难想象当地人的生活状态。”本狄克森说，贫民窟内的房屋多数分为上下两层，中间用粗糙的木板隔开，无论是底层还是阁楼，层高都不到1.5米。这里的小巷错综复杂，不熟悉的话可能一转身就迷了路。从飞机上向下看，整个达拉维像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到处堆放着回收来的废品和生活垃圾。贫民窟内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卫生设施，平均每15个家庭共用一根水管，每天只供水两个小时，大部分居民家里没有下水道，每1440个人共用一个厕所，没有人清运垃圾……
　　“最难以忍受的是学校，”本狄克森说，“当地政府非常不愿意让我去学校拍照，因为他们也知道，公立学校的状况是多么糟糕。满地都是尿液，厕所满得溢了出来，70、个小孩挤在一间没有椅子的小教室里。你很难想象，在印度的经济首都居然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一个私人开发商的梦想
　　
　　在孟买，当地政府曾多次尝试改造达拉维。
　　2006年，本狄克森在达拉维拍摄期间，凑巧赶上了孟买市政府最新推出的改造计划：与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穆凯什·梅塔(MukeshMehta)合作，全面拆除达拉维贫民窟。
　　很多人告诉本狄克森：“实际上，过去十几年中，印度政府对达拉维的任何一项改造措施都以失败告终。这里纠缠了太多的历史和情感，而家庭作坊式的生活方式也让他们害怕一旦离开，就会失去生计。”
　　很快，本狄克森就碰上了梅塔。雄心勃勃的梅塔来自孟买的一个富人家庭，他住在最高档的海边别墅里，看上去并不像是一个会关心达拉维前途的人。“你可以说我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梅塔告诉本狄克森，他的父亲也是从古吉拉特来到孟买。当时身上也没有一分钱，但他努力工作，最后建立了属于自己的钢铁工业。梅塔从小就受到最好的教育，并被送去美国学习建筑。
　　梅塔说，他的愿望是建造一个“可持续的、主流的、没有贫民窟的达拉维”。“这个城市由一少部分富人和大量的穷人组成，几乎没有中产阶级。”孟买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大都是房价昂贵的高级住宅区，而北部那些褐色的、在地图上标注为“ZP”的地方就是贫民窟。截至2006年，56岁的梅塔已为这个愿望努力了9年。
　　对梅塔来说，要成为一个理想的消费社会，就必须建立真正的中产阶级，而改造住房就是建立这一阶级的第一步。换句话说，贫民窟必须回收。
　　按照梅塔的计划，拆除达拉维的贫民窟，把近六万个家庭分为五部分，由5个不同的投资方来负责，把他们搬到附近的高层建筑中去。在那里，每个家庭可以拥有21平方米的住房，拥有独立的自来水管道。作为交换，这些提供“免费”住所的私人公司(大部分来自印度境外)，他们获得在原地建造利润可观的商品房的许可。

　　
　　“不许拆，这是我们的家”
　　
　　但本狄克森发现，几乎每个达拉维居民都有反对改造计划的理由。
　　本狄克森的镜头下，60岁的米拉·辛格正给自己7岁的孙子梳头发。她听说达拉维要改造的消息已经很久了，但一直以来什么都没发生过，这一次又有什么不同?她不知道。
　　但有一点米拉·辛格可以肯定：干吗要搬到21平方米的地方去?她拥有40平方米的房间，尽管有15个人住在这里。她的家是达拉维少数有自来水的地区，那些没有水管的家庭只能走上几公里的路到专门贩卖水电的“黑市”上去买水。
　　白天家里没有人，米拉·辛格就把房间租给家具工人干活。一个月靠房租就可以赚到1100卢比，为什么要放弃这些，去住一个乘电梯也要收钱的楼房?况且她一点也不喜欢乘电梯，她觉得电梯可怕极了。她的儿子则更直率，“这一切都是有钱人的骗局。”
　　开发商梅塔本来以为，针对这个几百人共用同一个厕所的贫民窟，提出“拥有自己的浴室”应该是一个强大的卖点。但实际上，大部分达拉维居民都对私人厕所的想法无动于衷。
　　“为什么我需要一个自己的厕所?”20年前，奈哥玛·希尔比利从安得拉邦来到这里，现在她与瘫痪的爸爸和另外13个亲戚住在两间14平方米的屋子里。
　　当然，希尔比利每天清晨蹲在河旁边上厕所时，她会觉得有些尴尬。但私人冲水马桶对她来说更不能忍受，“用那么多水冲一个人的厕所?”这在她看来是巨大的浪费，简直是犯罪。
　　30多岁的塑料回收人夏克·莫宾一辈子都住在达拉维，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叫做“贫民窟居民”。他的回收生意从祖父那一代就已经开始，到了他这一代，他们已经成了达拉维的“富人”。他们住在钻石公寓，这是达拉维最有声望的住所，房间里甚至铺着大理石地板。
　　莫宾支持发展达拉维，认为变化是必须的。他也认为像回收废品这种污染严重的工业不应该存在于城市中心，他已经计划把工厂迁到北部郊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愿意别人把他的出生地毁掉。
　　本狄克森发现，很多人都持相同的论调。莫宾觉得，正是因为政府没能为这些中等收入的人创造合适的住处，所以贫民窟才会继续存在。
　　莫宾认为像梅塔这样的私人开发商起不了多大作用。达拉维处处都是发展失败的“纪念碑”。在达拉维Cross路附近，一些居民已经在一个没完工的建筑里住了8年，没有水电，只得靠着附近的水电黑市过活，只因他们当年听信了开发商的话，让人推倒了自己的房子。
　　但本狄克森采访发现，或许，达拉维的困境可以归结为非常简单又无限复杂的一句话：“这里是我们的家。”而这也许是政府官员和开发商永远都无法理解的情怀。
　　
　　最终搁浅的计划
　　
　　梅塔是以一个开发商的身份进入达拉维的，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让他深思。
　　最初，他为了推动改造计划，在达拉维设立了一个办公室，开始与这里的人交谈。梅塔想看看他们是谁?怎么生活和工作?“我想知道为什么尽管他们如此艰难贫困，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求我提供施舍。”
　　不久，梅塔就得到了一个与制陶业的代表袒克·洛其霍德·赛维戴斯谈话的机会。
　　对达拉维的很多人来说，陶工是达拉维的灵魂，是领袖。不但因为这些来自古吉拉特的坎巴族人在达拉维的历史最久，还因为制陶被认为是一个高尚的行业——达拉维以废物回收再利用出名，可陶工们却是在创造新的东西。
　　赛维戴斯一家几代都在达拉维经营制陶作坊，他也曾梦想过另外一种生活。“我曾想当律师。”但是他的父亲1986年去世，作为长子他只得担起重任。不过他没有觉得遗憾，忙的时候，他一天可以做数百个陶罐，“每个做好的陶罐都让我感到高兴。”
　　最近，四十几岁的赛维戴斯开始为自己族人的未来担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达拉维出海经商，或者成为计算机专家，到处都是从没摸过转陶轮的青少年。
　　但赛维戴斯还是代表族人向梅塔严正声明，达拉维是属于他们的。“仅仅是‘没有贫民窟的达拉维’这个提法就足以让我动怒了，怎么还有人胆敢声称达拉维是需要改造的贫民窟?这里的人都勤奋工作，自力更生，如果真的想在印度追求一个‘美国梦’，那这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赛维戴斯有一个280平方米的家，他通过制陶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和工作，“为什么我们要从这里搬到那里?”他指的“那里”是贫民窟改造管理局正在达拉维背后建造的高层楼房。那幢房子刚刚粉刷过，有一个活泼的外观。但达拉维的居民都相信，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像达拉维别处的高层一样，因为年久失修而变得腐坏、肮脏。“那里才是贫民窟。一个垂直的贫民窟。”赛维戴斯说。
　　梅塔后来告诉本狄克森，他顿悟了。“我开始问自己，他们与我的父亲从古吉拉特来到孟买时有什么不同?其实没什么不同，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此后，梅塔决定把他的余生都贡献给贫民窟，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我发现，达拉维的居民，他们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
　　
　　未来城市化的模板?
　　
　　本狄克森记录下了这些故事，他认为，这个故事正反映了达拉维矛盾重重的现状。“既能解决就业，又能提供住处。在不久的将来，这个星球上的半数人都将生活在城市里。达拉维的劳工不仅预示了印度新兴城市工作者的未来形态，也是全球范围内城市化的未来缩影。”

　　最近，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在2月8日召开的一次“建筑和环境”的会议上，查尔斯王子发言表示，“相比西方建筑，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里面的贫民住宅区，则是为发展中国家急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安身之所的一个更好的模板。”
　　查尔斯王子认为这种居住方式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平衡。这些聚居地的建筑使用当地原料，公共空间布局便于行走，区内劳动力雇佣方式很灵活。“这是一种潜在的直觉性的设计方法，这种方法在今天普遍的为贫民提供的平板房里已经看不到了。”
　　查尔斯王子曾在2003年访问过达拉维，他坚持认为，如果能在达拉维的传统居住形式上进行改造，这会比现在广泛影响我们生活的冷酷无情的全球化进程更为持久和可靠。
　　无独有偶，印度国家贫民窟居民联合会创始人也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讲。和查尔斯王子一样，他反对外国投资者企图将达拉维大部分地区改建成23层楼的公寓。“很多发展中国家将西方社会作为发展的样板。但我们知道，这些房子太耗费能源，我们承担不起。在印度，人口增长几乎失去控制。而期望西方的发展模式能够帮到我们是不切实际的。”
　　2月24日，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因《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而获最佳导演的丹尼·博伊尔把得奖致辞的最后献给了孟买：“永无止境，永不分离，孕育未来。谢谢那些帮助我和没有帮助我拍摄这部电影的人。”他指着手中的奥斯卡小金人说，“你们让它都显得渺小起来。”
　　(摘自《外滩画报》)
　　
　　印度乞丐
　　牛学国
　　
　　印度不如中国人多，但乞丐却不少。印度乞丐构成成分复杂，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人们当乞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
　　在加尔各答大街两旁有很多用塑料布搭建的简易帐篷，那些从农村流浪到城市，或无家可归的人们就自由安心地住在路边的帐篷里，没有城管去打扰他们。他们没有技能，大多以乞讨为生。
　　一天我和同事刚出酒店，就被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团圆围住。他们伸出脏兮兮的小手，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在那里叫喊着要钱。同事想跑，可要想突围有一定难度。我灵机一动，让他们站好，给他们合了张影，又让他们同我和同事分别合影，然后给他们每人1卢比。他们乐呵呵地走了。我们长舒一口气，正欲前行，谁知他们又跑回来了，指着我的相机喊个不停，难道要抢我的相机不成?一个小孩做睁大眼睛状，我明白了他们是想看照片。我打开相机，把刚才的照片调出来，他们不时发出啊的笑声，偶尔还相互讨论。看完后他们满意地走了，还不时回过头来朝我们做个鬼脸，我感觉印度的小乞丐们挺可爱的。
　　同事先前来过印度，他说印度乞丐很复杂。一天我独自一人去兑换卢比，大街上一个小女孩抓住了我的衣角。我见她穿得破破烂烂，年龄也小。好可怜，就给了2卢比，其实2卢比还合不上1元人民币呢。我没走几步，那个小女孩却又领了一群小乞丐回来把我围住，我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这可怎么办，绝不能再给他们钱了。我灵机一动，装哑巴，我啊啊几声，连跳带叫的，竟然把他们镇住了，不再围追堵截，我顺势逃跑了。身后传来他们的哄笑声，让我好没面子。
　　加尔各答的乞丐多，新德里的乞丐也不少，尤其是在著名景点印度门附近竟然同样有不少乞丐。我们去新德里办事，稍作停留，去了附近的印度门游玩。正当我们对眼前宏伟的建筑喷喷称奇时，一个中年乞丐走到我面前要钱，我说怎么这里还有要钱的，谁知他却回答：“要钱这里可以。”吐出的竟是一串汉语，算不上字正腔圆，也不算通顺，但足以让我震惊。我不顾同事的催促，停下来和他交谈。往深里聊，他就不行了，其实他就会几句简单的汉语，但他的英语很流利。他说现在乞讨竞争也很激烈，他固定在这一片乞讨，因为这里外国人多，为了在乞讨中更有优势，他还学会了几句简单的日语、韩语、意大利语等等。我问他怎么不试着做点别的呢，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他信教，认为乞讨是一种修行，是上天赋予他的权利。他鄙视物质享受，乞讨仅仅是为了肉身的物质需要。他接下来的回答更让我称奇，他本来是一个富翁，是散尽万贯家财后走上乞讨之路的。他说他当乞丐后变得很轻松，人也没了烦恼。听了他的一席话，我深感宗教的印记已深深地烙在印度人民心里。我说：“占用你时间有点长，给你20卢比吧。”他却坚持只要10卢比，他说他的原则是只和每人要10卢比，多了也没用，反正明天还能再要。他快乐地走了，继续去乞讨。
　　我站在那里久久不能平静，神秘的印度乞丐，谜一样的潇洒。
　　(摘自《海外文摘》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