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主行使劳动合同条款变更权，实为企业因应经济变化行使其经营管理权之内在需要，其关键在于对劳工影响至为重要之劳动合同条款变更要否征得劳工之同意。在对该项变更权进行司法控制的实践中，一些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判断基准和裁判规则各有特点，如德、法实行严格细致的公法干预，英国似有放松规制之倾向，而我国台湾地区侧重具体与抽象并举的多元化判断基准。反观我国大陆之相关规定，其裁判规则标准不一，司法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难以预期，亟需完善。
比较法研究
201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