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繁花》的意义已然超越上海,不应仅仅被视作一部地方性小说,但上海无疑仍是理解《繁花》的基本门径。小说巨细靡遗地营造出一座纸上的上海城,并借助上海城市空间,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叙述方法。而尽管已有不少论者对小说中经过改良的上海方言与承担叙事功能的对白多有论述,但关于＂上海方言＂而非一般对白如何成为叙述的有机力量,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金宇澄以上海为方法,在丰富小说文体的同时打开了理解记忆与历史的多元可能,足可称誉;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上海如何能够继续作为一种小说方法,仍有待追问。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6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