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自朱子挟出阐发后便为历代儒学家们所关注。“格物致知”的重要性不仅表现为其在认识论上开启了一条向外求知的路径，还表现为其在工夫论上的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格物致知”这一命题提出过程的回顾，阐明朱子以“格物致知”为基，占’，通过对“格物致知”的重新解释来架构其新的《大学》理论模式，以此开启了注疏训诂与义理阐发相结合的解释路向。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3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