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缘起于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经验的反思。他由此试图以立足于循环与反复的“秘史”平衡1949年之前以历史目的论为基础的显白历史，核心是重新理解礼法与革命的关系。在《白鹿原》中，以白嘉轩为代表的礼法呈露与安顿人间善恶，但又同时隐含着对自身的否定；而以鹿兆鹏为代表的革命虽否定礼法，但在呈露与安顿善恶并进而转向对自身的否定这一点上，它与礼法有着同构关系。两者背后的共同基础则是立足于大地的“真正的中国人”及其无善无恶的“气性”。陈忠实通过展示礼法与革命这一相反相承的关系，表达了他对“真正的中国人”及其命运的理解；他在试图超越五四传统的同时，又深深地受限于这一传统。
北大法律评论
2013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