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精神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史官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古代史官在履行自己职责时，逐渐形成了秉笔直书、善恶必记的优良传统，并重视从道德方面对史官、史家提出直书的要求。从先秦时期的“书法无隐”到清代章学诚明确提出“史德”，反映了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精神的不断发展。传统史学的直书，始终受到名教的支配。从今天的认识看，强调直书又重视“名教”，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传统史学中，它们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因此，应历史地具体地分析和评价名教对史学的影响。

简介：＂先天八卦＂中具有数理内涵,同样,＂后天八卦＂中亦具有数理内涵。前者呈二进制形态,后者则为三进制形态。《系辞》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实,四象生八卦有两种不同的逻辑法则,这两种不同的逻辑法则导致二进制八卦与三进制八卦。而且＂后天八卦＂与五行具有内在的关联,因此,＂后天八卦＂中的数理内涵比＂先天八卦＂中的数理内涵更显丰富。

简介：西周王朝在泰山南北建立的齐、鲁两个封国，在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悠长岁月里，尽管二者之间也有战争和侵扰，但更多的是政治上的交好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两种文化良性互动和不断融合，使齐鲁文化具备了由地域文化跃升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内容和特质。

简介：每一思想都有其产生的时代。2013年，“变革”再一次成为响彻中国大地的时代最强音。任何一个变革时代条件下的崭新社会实践，都会更加强烈地吁求和催生思想的变革和哲学的创新；而任何凝聚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都会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和实践活动中的思考和希冀。在这一意义上，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2013年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哲学支撑的一年；是在破解时代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并引领时代的一年；是在思想与时代互动、理论与实践交织、历史与逻辑统一中向着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这一总体目标坚定前行的一年。

简介：梁漱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以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思路，分析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化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传统中挖掘现代性资源的重要性。他以传统儒学为基础，用佛学和西方哲学对儒学经典进行了现代诠释，讨论了儒家传统资源在现代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可能有的意义。他的乡村建设实验试图重建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把寻求传统文化价值的空间，从书斋引向社会，把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转化为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整体实践，从而扩大了儒学的实践性。

简介：本文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生、发展为背景，持哲学变革与社会思潮互动的观点，着重考察康有为既接受《周易》思想影响、又重释和阐发《周易》理念的双重努力，力图揭示其以易为宗、以易为归，在创建现代经学的过程中推进易学现代转化的思路、环节、内容特征，并积极评价其价值和意义。

简介：<正>《管子》一书中有《幼官》和《幼官图》两篇。这两篇的题目,经学者考证,原先应作《玄宫》和《玄宫图》,现已成为定论,但它们的内容到底是讲什么,这在很长时间里却一直是个谜。1980年,我在一本研究长沙子弹库楚帛书的小书中曾对这两篇的图式结构和读图顺序试作复原。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认:《玄宫图》所记乃是布图顺序,即从西开始,然后到

简介：2015年底,在人文社科出版领域享有盛名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史少博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土田健次郎教授及其博士许家晟的《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和研究》,这无疑为日本哲学研究者献上了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共分16章,26万字,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日本重要哲学家著作编译和研究＂（12BZX033）的研究成果。

简介：从先秦到汉代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奠立时期，思想家们对天人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解决方式，由此而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开展的不同向度。《易传》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从天道观的向度展开的，其特点是天、地、人三才并举和推天道以明人事，其“天”主要是自然之天。思孟派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从心性论的向度展开的，通过对“心”、“性”两个重要概念的阐发，最终将道德的终极来源锁定在超越的形上之“天”，该派之“天”主要是义理之天，成为后世儒家之“天”的正宗和主流。

简介：明嘉靖六年（1527）丁亥夏，王阳明出征前往广西的思恩、田州两地，平定当地的少数民族暴乱。在出征前夕，阳明应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龙溪之请，在家乡的天泉桥上阐发了对自己晚年所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解，并对两位弟子的疑难进行了相应的解答，史称“天泉证道”。在“天泉证道”的记载上，《传习录》下、《年谱三》和《天泉证道纪》是三条最为基本的文献。

简介：10月18—19日在奥地利格拉茨召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奥地利委员会主办，奥地利儿童哲学研究中心、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承办。来自近30个国家的200位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会议。会议旨在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对待在文化、教育、社会正义和机遇平等等方面由全球化引起的一系列挑战，加深人们对这样一种立场的认识：只有当人们对文化多样性持同情的态度并表明对人权的信念时，开放和成功的对话与交流才有可能进行。

简介：韦伯对儒家合理性的判断是含糊的。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有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儒家文化有认知合理化潜力，但他没有考察儒家文化的伦理合理化。分析韦伯和哈贝马斯的合理化概念得出社会学合理性分析框架：即经验普遍准则的确立或知识论证之主题和主客体关系之预设。不同社会学合理性其预设和知识性质不一样。既有主客对立和客观知识的对客观世界认知取向的工具合理性，也有主客对立和外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伦理取向的形式合理性和策略合理性，还有主客统一和内在规范知识的对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伦理取向的交往合理性。儒家文化是伦理文化；天人合一是其预设；重内在主观知识，轻外在客观知识是其特点。伦理文化缺少主客对立，无法建立客观知识和外在规范知识，客观世界的认知合理化和社会世界的客观伦理合理化潜力低；但其建立起主观的内在规范知识，具有一定的主观伦理合理化潜力。儒家文化在认知和伦理两个方向都具有合理化潜力；且由于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得以实现。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分别在认知和伦理上合理化潜力高，但直到宗教改革赋予其入世态度，其合理化潜力才得以实现。

简介：9月19～21日在江苏苏州召开，由苏州市寒山寺主办，苏州和合文化基金会、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青岛科技大学和文化研究院协办，寒山寺文化研究院、苏州科技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承办，主题为“生态文明与和合天下”。

简介：10月25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界专家、刘放桐教授的40余位学生齐聚上海，祝贺刘放桐教授执教60周年。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韩震、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和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出席了会议。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谢地坤，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江怡代表学会致辞。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哲学学院党委书记袁新主持。

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研究员主持的《乾嘉学术编年》和《乾嘉学派研究》，是两部既各有侧重又密切联系的专著，对于乾嘉学派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简介：在出土的汉代文物中，存在着一批表现儒家“亲亲相隐”观念的画像和铭文（习称汉画），为考察早期儒家亲亲相隐这一学术公案和消除当前相关研究中的诸多疑问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亲亲相隐是对血缘亲情的维护，亲属之间的相互保护是率真的表现，是对人性的尊重，“隐而任之”兼顾了亲情和公义，是亲亲相隐中的责任担当。亲亲相隐与血亲复仇是孝悌思想的两个重要侧面，同’根相生，儒家对血亲复仇的重视与播扬，是在亲亲相隐流播线路上安装的预防滥隐闸门，体现了儒家对亲亲相隐利与弊的深入鉴察，对可能出现的徇私枉法行为提供了有效制约。司法腐败无论是品格还是意趣，都跟儒家的亲亲相隐别同霄壤，亲亲相隐本身并不具备生发司法腐败的基因。亲亲相隐题材汉画是早期伦理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全面深入地考察早期儒家孝道伦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简介：11月8～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杂志协办，主题是“中西哲学中的身体问题”。

简介：作为一位具有文化情怀和社会承担的现代知识分子，徐复观对儒家的价值理念十分认同。其中国思想史研究即是为了证明儒家传统在价值上的正当性。但是，这种论证采取的乃是一种知识论进路，并且自觉不自觉的将西方关于思想文化的某种论述作为普遍范型用以描述、解读和评价若干重大思想史事实和重要经典，不仅在知识上陷入许多的矛盾，与研究的初衷也可能背道而驰。这种现象实际具有某种普遍性，值得后来者深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