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大学》原是《礼记》中一篇通论礼意或与礼有关的学术思想的篇章。朱熹经过“移文补传”的工作，对原本《大学》进行文本改造和重诠解读，不仅使《大学》离经独立，自成一书，且赋予了它全新的生命力，把它改造成了“为学次第之书，即物穷理之学”，使之获得了“四书之首”的地位。朱熹对《大学》文本的改造和解读有其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学理根据，但同时更是他建构理学体系的需要，也是一次重要的学术创新过程。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看，朱熹这种文本改造的意义和影响在于：为传统儒学的发展开出了新的命题，实现了经学和礼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也为理学体系的最终建立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

简介：中国传统哲学属于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它与西方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态的形而上学不同，亚氏的形而上学是由对是的逻辑分析开始的，即由对逻辑命题的分析而寻找不变的实体存在。亚氏的思维方式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哲学则不然，它是由“省身”，“尽心、知性、知天”，“思诚”、“静观”，“玄贤”、觉悟而去认识世界的本体，这种形而上学固然是境界形态的，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出现了转向，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对存在（是）作了新的诠释，海氏的诠释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有契合之处，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传统哲学所潜含的现代意义。

简介：本文主要是纪念黄寿祺（1912—1990）六庵先生百年诞辰而写，汲引章学诚（1738—1801）《校雠通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著名新儒学大家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常说的“返本开新”，汇为本文标题，以表彰先生易学总体成就与贡献。全文分节为四：首述缘起，次论先生易学旨趣，三则举《易学群书平议》中焦循（1763—1820）《仲轩易义解诂》例释先生易学进路与裁识，终以“从源溯流，强干弱枝”、“精研象理，不废术数”为先生《易》学结论。

简介：寻微探幽古树重华──喜读《周易述论》崔波刘太恒先生的《周易述论》最近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近年来《周易》研究领域里所取得的又一可喜成果。它既是一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又是一部通俗易懂、见解新颖且可读性强的著作。值得我们学习和研讨。...

简介：2017年11月11日至12日，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与清华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的“朱子经学与四书学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20余名朱子学专家学者受邀参加了此次会议。

简介：对唐代经学家颜师古是否参与了《五经正义》的编撰这一问题，学者的看法颇有不同。通过考辨史料，可知颜师古于贞观十二年开始参加了《五经正义》的编撰工作，但在贞观十五年退出。退出原因为：在《五经正义》编撰期间，唐太宗筹划封禅之事，所用礼仪多采纳颜师古《封禅仪注书》的意见，但贞观十五年前往泰山封禅途中遭遇彗星，颜师古从而在政治上失宠；颜师古性格简傲，与编撰集团关系紧张，编撰队伍借机将颜师古排挤出去；颜师古与孔颖达等主撰者的学术观点不同，编撰集团将颜师古对《五经正义》所作的疏解删削至尽，因而后来《五经正义》的撰者中不提颜师古的名字。

简介：《论语》一书中有不少章节因缺失语境，导致理解困难。新出的清华简《管仲》篇中管仲有“既佞又仁，此谓成器”之言，似可作为《论语·公冶长》篇“或日雍也仁而不佞”章的语境背景，“或曰”者与孔子之间的对话应当是以管仲此语为前提的。语境的恢复，对于深入理解《论语》此章的含义很有帮助。

简介：《周易程氏传》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程颐在对传统易学扬弃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用义理对《周易》进行的注释和解说，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如对于“节”卦，他认为体现出了“尚中”的哲学思想、“节以制度”的政治思想、“养正于蒙”的教育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闪着智慧的光芒，给我们带来很大启发。

简介：本文对楚简《老子》“大成若诎”加以考释讨论，认为是古本《老子》重要文句，老子对礼坏乐崩进行了深刻反思，将古乐传统提升到新的境界。文中考辨了老子不非毁礼乐。

简介：<正>中国自然哲学向来不够发达,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指出:“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4页)一般的研究者差不多也都这样看,把它当成一个结论承认下来,视为研究的前提或出发点,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并不深究,如此陈陈相因,直到近年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兴起,才稍有变化。一批兼治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中青年学者勃然崛起,尽管是人数不多,但已引起了学界的注目。李存山的专著《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下简称《气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即佼佼者之一。

简介：《礼记》中子游述及“以故兴物”与“微情”代表两种不同的制礼之法，然礼家对“以故兴物”的解释素有分歧。郭店战国楚简出土，研究者判断子游论述与《性自命出》篇密切相关，这为重新解读“以故兴物”提供了可能。“以故兴物”意指因某种特定的教化目的，利用基于人情且精心设计“外物”以兴发释放行礼者与礼仪相匹配的情感。“以故兴物”的对象包括两类：一为情感充分者，一为情感不足者，前者需借助外物将“情”兴发、释放、宣泄出来，再在仪式的引导之下，调节情感浓烈之程度，后者则在外物的影响之下，调动原本不足的情感，以达到反躬修身的目的。“以故兴物”广泛地运用于各种仪式之中，辨明其义对于厘清“兴”与“礼”，“兴”、“情”与“物”等多组概念的关系，深入儒家礼学思想演进的肌理有着重要的解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