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政策并非刑法难以逾越的樊篱,就专利犯罪而言,贯通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不仅具有理论根据,也具有现实需要,专利犯罪的刑事政策应当向从严从厉转变。专利犯罪刑事政策的刑法化包括隐性和显性两条路径,前者主要包括专利刑法保护法益理论的调整、＂假冒专利＂和＂情节严重＂的妥当解释等方式,后者则包括完善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和加强犯罪预防等措施。有效控制和减少专利犯罪,需要专利犯罪刑事政策从隐性和显性两方面入手,考虑到当前刑法条文中只有假冒专利罪一罪的现实,刑事政策显性刑法化的思考应当予以重视。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当下刑事法界域一个颇为热门的话语，并带动了新一轮刑事政策研究浪潮。这固然是一个可喜现象，但在繁华表象下保持一定的慎思却是必要的。基本刑事政策乃刑事法治的灵魂与导向，从根本上决定了刑事法律活动的基本框架，并将直接影响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效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夯实宽严相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提升基本刑事政策研究的理论品格，并为其实践展开作好理论准备。

简介：生命刑亦即死刑政策的科学与否，直接决定刑事政策的有效性。生命刑的执行常会带来副作用，产生新的社会矛盾。生命刑的滥用往往反映国家预防犯罪的无能，同时也有害于国家在国际上树立良好的形象。现有的生命刑政策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障碍。文章建议，基于现实的国情，目前应做的是在立法上废除一般非暴力犯罪性质的死刑，对于少数严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慎用，最好是在法律上备而不用；在司法上，必须切切实实地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文章对现行死刑适用原则予以了重新检视，并提出了更为切实可行的限制生命刑适用原则。

简介：在网络经济时代,建立在原工业经济社会基础之上的竞争理论对新型网络经济的解释力度大为下降,网络经济条件下的竞争特点也正在突破传统竞争理论的界域。有鉴于此,首先本文从网络经济影响竞争政策变革的动因入手,深入分析网络经济对传统竞争理论和竞争政策的影响。其次本文认为在网络经济条件下,竞争政策基本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竞争概念的革新、垄断概念的重新审视和竞争政策衡量标准的变革三个方面。最后,本文对同一产品的判断标准问题、技术标准协调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和竞争政策运行机制等竞争政策新课题进行了分析,以说明网络经济对竞争政策的具体影响。

简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顺应国际化潮流、理念合理，但在立法、司法、行刑处遏以及预防等具体运行过程中却往往偏离甚至违背该理念。因此，我们应合理建构“国家社会双本位”的刑事政策，以期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法律体系。

简介：涉外纠纷的当事人通常向国际仲裁机构寻求救济,但这种救济还需依赖一国法院对国际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方能得以落实。有必要通过分析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中的公共政策制度,探索问题背后关于商人自治与司法介入的价值层面取舍,进而提出相应建议以促进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

简介：刑事政策的核心是防止犯罪，终极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刑事政策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对刑事立法、司法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管理方面因适应新情况所进行的调整，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和预防犯罪。抢劫、抢夺、盗窃（简称“两抢一盗”）犯罪案件因其常发性和对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社会秩序的破坏，一直被作为我国立法和司法打击的重点，但近年来“两抢一盗”犯罪案件的发案率及在全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例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刑事政策的角度来深入思考“两抢一盗”犯罪的应对措施，完善相应的刑事立法、司法、执行和社会政策，从而提高打击和预防“两抢一盗”犯罪案件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基础治安保障。

简介：当前中国盗窃、抢劫和抢夺犯罪形势严峻。严打行动的开展，对于遏制该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治理犯罪，保护民生，需要多策并举、多措并举。

简介：“运动式”执法的生命力在于行政与政策因素的相互交织：政策虽不是法律,但它构成了行政执法人员理解行政法律规范的社会背景与具体情境。“运动式”执法的违法之处主要在于以政策因素为借口所导致的裁量怠惰。从理论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规范化路途是明确政策与规制目标、解释政策与不确定法律概念、选择政策与行政行为的方式以及确定政策与法律效果。从实践角度看,“运动式”执法的改革方向是实施前的有关政策正当性的理由说明、实施过程中否定个案特殊事实的理由说明以及选择较大侵害法律效果时的理由说明。

简介：裁量不起诉或称酌定不起诉是我国不起诉制度中的一种，是我国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两种不起诉制度相比，它在价值、功能等方面与“宽严相济”的政策更相契合。

简介：中国的司法体系运作及其改革会影响多方个人与团体的利益，同时也受多方个人与团体的影响。组织研究的学者把这些个人与团体视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如果将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司法改革的研究中来，则应将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视为两个大型组织，并把司法改革看作这些组织的重大行动目标。依据相关理论，中国司法体系运作及其改革的诸多利益相关者可以被区分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和次要利益相关者，前者又包含核心利益相关者与非核心利益相关者。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中的司法人员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根本利益受司法改革的直接影响，并通过日常的岗位职责直接影响司法改革的落实。对全国1748位检察人员的问卷调查表明了司法人员对于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本轮司法改革的基本立场。他们一方面表达了对部分改革任务的困惑与质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因改革走向不明朗所产生的不安。而在表达机会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司法人员与其他一些利益相关者一样，会选择以沉默或者“用脚投票”的方式来应对。这导致优秀司法人才与社会精英的进一步流失，进而对改革产生负面影响。这种不能有效动员利益相关者参与改革的境况，正是司法改革“组织约束”的核心要素之一。为了使本轮司法改革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借鉴利益相关者参与组织决策的“阶梯理论”，为如何在当前的政治语境下有效扩大利益相关者合理参与司法改革决策，提供一些具体的建议。

简介：　　死刑复核问题是当前中国司法界的热点问题.2006年10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根据这一修改,从2007年1月1日起,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将收归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省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将不再拥有核准死刑的权力.……

简介：经济转型国家仿照西方国家构建详尽的反垄断机制至今仍鲜有成功的事例,越南应从中吸取教训,要采取与全盘吸收西方模式反垄断法的不同做法,采用改良的战略,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竞争政策改革的契合。在渐进性的改革过程中,需要先行培育对竞争价值的思想、政治和社会共识,以确保反垄断法得以执行,提高法律体系的效力。而必要的思维框架和社会共识并不会自发形成,需要政府决策层乃至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简介：立法的起步无论中国还是全世界,都有着一些或惊天动地或影响深远的事件.而虚拟世界倒是平静了许多,电子商务已然风光不再、网络概念则早已谈虎色变、移动商务依然稚嫩、宽带和电子政务也还需有待时日.

简介：由于地理、历史等各种原因，资源丰富的西部民族地区并没有实现经济的繁荣发展，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加大了民族和地区间的矛盾，影响了民族地区的稳定。为了实现各民族和地区事实上的平等，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对少数民族采取差别对待，实行了经济优惠政策，但这种差别对待是有一定限度的，是对平等原则的有益补充。

简介：<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30年间,是中华民族在法律实践活动方面既有辉煌业绩又有众多教训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阶段。由于种种原因,此阶段的法律实践活动常常给人以一种含混模糊、节奏不明、临时过渡性的感觉。这样,就给概括当时法律实践活动的基本精神和宏观样式造成极大的困难。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用简洁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顺利有效地实施需要一定的理念保障。首先，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对于犯罪的治理不是采取高压的政策，而是相对宽容的态度。其次，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犯罪高发是一种常态，对于犯罪的治理只要能够控制到社会能够容忍的程度即可。再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深刻认识犯罪规律和刑罚功能的产物，对于犯罪的治理应当保持谦抑性。最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涉及刑事司法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平衡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者的权利与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严格执法与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等之间的关系。

简介：放眼世界,在一百多年前,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提出了一个至今广为流传的命题——'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屏障',即'李斯特鸿沟'。李斯特鸿沟的意义在于,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明确区分开来,前者以正当性为价值目标,侧重于形式理性,后者以目的性为价值目标,侧重实质理性。然而,'李斯特鸿沟'也给后世学者留下了一个经典之问,即在区隔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之后,我们又该如何处理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学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一体化的刑事法学理论?毕竟,正当性与目的性,对于完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党和国家指导刑事司法的重要刑事政策。要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必须对其相关理论问题有准确的认识。本文将从刑事司法政策的基本原理为切入点，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涉及的相关理论问题作深入探讨，以推进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不断深化。

简介：在全球化经济中日益重要的文化产业在现阶段中国崛起的战略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既给文化产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又是中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传统文化的'误用'现象已日见增加。典型反映了误用现象的耐克广告争议表明,误用的发生,牵涉传统文化产业化、文化安全、人格物理论、文化自由和文化多样性等重要理论问题。因此,文化法律政策要对此作出及时、有力的反应,必须首先在中国崛起的语境中全面理解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