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2月21—22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由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美国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CRVB）和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文化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南开大学、台湾辅仁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相关院系承办。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会议。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哲学系李建群教授主持会议。

简介：戴震的认识论中有两个颇有意义的范畴：“意见”和“理义”。他认为，人的认识目的是为了获取理义，但得到的却往往是意见。宋明时期的哲学家，如朱熹等人，由于分不清理义和意见，以致把意见当成了理义，把理义当成了意见。这不仅贬损了理义的至上性，而且

简介：在宋元明诸多学者对＂大同小康＂之论提出各种质疑的背景下,清初王夫之明确指出＂大同小康＂之论存在错简。其后,清代学者任启运、姜兆锡、李绂、孙希旦、黄式三、邵懿辰等,现当代学者钱基博、任铭善、徐仁甫等,围绕错简问题亦各有阐发,只是缘于视角的不同,提出的见解彼此不尽一致。不过,将各位学者的＂纠错＂主张代入＂大同小康＂之论文本之后,不难发现,问题并不能有效解决,更常见的是＂按下葫芦起来瓢＂。这说明,＂大同小康＂之论＂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问题固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归咎于错简却不恰当。事实上,在＂其言杂乱,……其文不次＂的表象背后,＂以注为经＂当是症结之所在,只要把注释与原文区别开来,＂大同小康＂之论逻辑不通、文气不顺的问题也便不复存在了。

简介：一、缘起《学术界》2001年第六期发表陈詠明《学术研究的豆腐渣工程》一文.该文先发于互联网(www.confucius2000.com),题目是《国家级的学术豆腐渣工程》.有关的训诂问题本人在《孔子研究》已有两篇文章回答,此处拟从总体上对陈文所提出的问题作一评论.

简介：

简介：道德两难是中西思想传统都曾关注和思考的问题。道德两难的情况可以分为虚假的、弱的、强的三类。先秦儒家创造了高明的经权思想，并以之应对道德两难。如《春秋公羊传》提出了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三大法则，包括权衡法与两全法。中国传统的仁义冲突是“强的道德两难”，是先秦儒学着重思考和巧妙应对的难题。道德两难的解决有时必须以当事人的毁灭为代价。通过与康德伦理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伦理学以及弗莱彻的境遇伦理学等的初步比较，先秦儒家经权思想在对付和解决道德两难问题上的独特性或优越性得以凸显。

简介：＂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或先觉者,是贤乎!＂（《论语·宪问》）这一儒家道德实践中的困境可称为＂孔子难题＂。从问题史出发,通过文献索引和历史勾稽,以孔子与宰我、孟子与万章、王阳明与欧阳德、梁漱溟与贺麟等人的论辩为基本材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可以发现,＂孔子难题＂在儒家思想史脉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难题＂所折射的道德困境和历代儒者的解决之道,在人类社会中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人们重视。

简介：6月29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由上海市伦理学会、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协办。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财经大学、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等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吴新文主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出席会议并致辞。

简介：<正>我在侯外庐先生主持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了30年,主要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1979年5月4日下午,我去侯先生家(方家胡同),向他请教关于先秦思想史的一些问题。当时侯先生看了拙文《杨朱思想初探》(载《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很是高兴,除谈了对拙文的批评意见以外,又就先秦思想史的几个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我一面听,一面将先生讲的记在卡片上。当晚,又摘要写在日记上。这里抄录其中的第一个问题:

简介：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一部哲学规划》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式即公开性公式，一直以来，在这一公式的翻译中，不论是中译还是英译都存有较大偏差，国内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的译文也不例外。何先生在这一公式的翻译中存在着几处严重的误译，这几处又恰恰是理解康德这一公式的关键所在，而准确的译文建立在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因此，对这一公式中容易误译的行动的准则、公开和不相容这三个关键概念的阐释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一公式的翻译，从而更加深入对康德这一公式本身的理解。

简介：<正>收到《管子学刊》1989年第4期,拜读了胡家聪同志的《〈国蓄〉篇的“平籴”思想发微——兼论〈国蓄〉作于田齐时代》,有些想法,即草成此文,以就正于胡家聪同志。胡家聪同志对《管子·轻重》的著作年代素持战国说,有多篇论文发表。上文第一部分继续就《国蓄》作于战国提出了六条“内证”。这六条是:(1)“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2)“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3)“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4)“天子籍于币,诸侯籍于食。”(5)“前有万乘之国而后

简介：明清时期,伊斯兰教汉文著述大量出现,汉语伊斯兰教在很多非基本信仰问题的思考与表述上,表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清代后期,以蒋湘南与蓝曦为代表的伊斯兰教学者,系统利用熟悉的易学资源阐释汉语伊斯兰教思想。其中蓝曦在《天方正学》中,发展了王岱舆、马注等人已经开始的以回释儒的传统,大量利用卦气说、伏羲画卦说、易象说与太极化生宇宙说一套易学话语系统,作为建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的重要资源,这可以看作易学在清代的一个发展。这种情况的出现和中国思想史上格义的传统、易学强大的阐释空间、伊斯兰教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沟通之处、汉语伊斯兰教思想明显有苏非气息等因素有关。

简介：当前，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对我国人口数量问题的建构与误导。这不仅表现在对我国净增人口的“高估”上，也表现在对生育水平反弹的“夸大”上，还表现在对少部分人群“合理超生”的“小题大做”上。笔者指出，我们迫切需要依据科学发展观对我国人口问题特别是数量问题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界定，需要对旧有认识范式基础上现行生育政策进行深刻的反思。

简介：易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显学。学界对于易学史的研究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这一成就背后却还留存着一个遗憾．那就是我们的易学史研究疏忽了易佛关系这一大课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我们没有研究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前期，为什么佛教在与儒学和道学相沟通的同时却不与易学相沟通；(二)我们没有重视宋明以后存在的大规模的易佛沟通现象。本文以素描的方式勾画出了一幅被学者们忽略了的易佛关系图，有理有据地对疏忽易佛关系的研究状态提出了警策，并以太虚大师的易学思想为例，说明了易佛关系是不应该被疏忽的。

简介：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提到中国哲学与中国义理学的区别时指出，用哲学方式来重述中国义理学传统的好处在于：可以把义理学传统放置到近代学问的体系中加以审视，获知其在近代知识体系中的位置。这也就是说，哲学是促使传统的学问获得近代知识自觉的方式。在我们看来，在某种意义上，“哲学”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再思”（Andenken）的思想方式，它是从对象的整体性出发，“排除任何立场和先验性假设，在回复性思考的过程，重新决定事物的秩序与因果关系，并以此建构整个意义的内容。”

简介：宋代道学以天理作为性善论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暗含了两个困难：一、与传统儒家经典之间的矛盾;二、性之本体至善无恶,那么恶的来源何在。道学中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都必须面对这两个困难,并给出解答。本文以张九成＂性善之善不与恶对＂的思想为例,通过张九成与二程、张载、杨时、朱熹、胡宏等思想家的比较,展现性善论在宋代发展完善的思想脉络,并厘清道学对以上两个困难的解决途径。特别是通过讨论恶的来源问题以及善恶究竟是实质义还是形式义,来分析二程、张九成、朱子与胡宏之间对性善的不同理解。

简介：4月13—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由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开幕式上，“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宣布成立。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杰、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副主任靳希平、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谢文郁先后在开幕式上发言。研讨会期间，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学者针对近年来国内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三部古希腊研究著作——《真假之辨：柏拉图（智者）研究》、《存在与实体：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Z卷研究（Z1—9）》、《道路与真理：解读（约翰福音）的思想史密码》所体现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读者一作者”相互回应式的深入交流，并对这三部著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简介：在环保领城里，公民社会的两类主体应当包括环境利益受到危害的社会公众与从事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ENGO）。他们本来该作为并列的公民社会组分而存在，但在现实中，社会公众虽然可以被赋予环境保护者的角色．且他们的参与在相关政策中极其重要，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环境利益时的组织能力不以与表达环境价值时存在满洞，因而与理想的公民社会组分有一定的偏离。社会公众的缺陷恰好能够由ENGO的特点得到补偿，作为环境价值与社会责任感的双重持有者，ENGO有潜力成为一种辅助与引导社会公众的精荚性社会力量．并在二者间建立起合作型的公民社会结构。

简介：11月8～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杂志协办，主题是“中西哲学中的身体问题”。

简介：作为一位具有文化情怀和社会承担的现代知识分子，徐复观对儒家的价值理念十分认同。其中国思想史研究即是为了证明儒家传统在价值上的正当性。但是，这种论证采取的乃是一种知识论进路，并且自觉不自觉的将西方关于思想文化的某种论述作为普遍范型用以描述、解读和评价若干重大思想史事实和重要经典，不仅在知识上陷入许多的矛盾，与研究的初衷也可能背道而驰。这种现象实际具有某种普遍性，值得后来者深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