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住房限购政策作为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目标是为了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截至2016年1月22日,我国住房限购政策经历了政策提出、政策强化、政策分化三个阶段。从多源流理论修正的视角来看,无论哪个阶段的政策变迁,都是由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三者之间的耦合所引发的,而且这三个源流在不同阶段并非孤立,而是具有一定的渐进性。但是,从近两年的实践来看,这一政策实施的效果并非特别好,在某些城市甚至进入了房价越调越涨的怪圈。为此,下一阶段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应调整政策目标使之更加科学化,构建科学的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将房地产市场调控融于经济体制改革之中,从而跳出房价越调越涨的怪圈。
简介:我国城镇化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是工业优先、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镇化,这一模式在政策价值观上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生产要素,是城乡二元区隔政策的调节性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系统对农业转移人口仅仅是经济性接纳,而在社会性方面是排斥的。其结果是城镇化不是‘人的城镇化”,而仅仅是“物的城镇化”,使得农业转移人口“半市民化”结构趋于固化。新型城镇化必须矫正这种政策偏差,树立“知行合一”政策观,注重政策设计主体多元化,尊重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政策执行必须兼顾相关主体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调动各主体市民化的积极性。新时代的城镇化,必须架构起政策制定、实施、监测、检查、评价、反馈、调整的良性循环系统,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优化的客观要求。
简介:自2016年6月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的南海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对南海地区局势的走向形成了较大影响。杜特尔特选择淡化南海纠纷,将中菲南海争端重置于双边谈判桌上的做法。体现了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独立、平衡与务实的特点。受“双层博弈”的制约与驱动,杜特尔特在南海政策的转向,既是优先解决国内社会问题的需要,也是在复杂而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的主动调整。杜特尔特的南海政策,降低了南海地缘政治冲突的剧烈性,有利于南海地缘政治变动的降温和趋向良性发展。杜特尔特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杜特尔特还将就南海资源开发等具体层面同中国协商谈判。中国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也需“以柔克刚”,使“中国威胁论”的流言不攻自破,体现出中国亲诚惠容的外交政策。承担起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国责任。
简介:科尔曼提出,社会科学的解释重点应该是社会系统的行为,而对于社会系统行为的解释存在“从宏观到宏观”和“从微观到宏观”两种解释逻辑。“从微观到宏观”的解释逻辑面临着如何从微观向宏观转换的难题,这一难题可以称为“科尔曼难题”。理解政策变迁逻辑,也面临着政策过程中的“科尔曼难题”,需要回答微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推动了政策变迁这一宏观现象。以“科尔曼难题”作为参照系可以更加清晰地厘清间断一均衡理论的发展轨迹。间断一均衡理论起源于“从宏观到宏观”的解释逻辑,强调政策场所和政策图景对于间断~均衡现象的解释,从而分别发展了“认知摩擦和制度摩擦”、“不成比例信息处理模型”和“注意力分配、随机过程和一般间断假设”等理论,不自觉地回答了科尔曼“从微观到宏观”转换中的三个理论命题。目前,理论演进的最新趋势是从间断一均衡理论向行为公共政策理论跨越,它预示着“科尔曼难题”成为理论自觉的组成部分之一。
简介: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在认识论框架之下,运用分析性思维进行社会治理和政策制定。分析性思维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来认识事物,与工具理性联系在一起。在工业社会中,分析性思维甚至被等同于科学,只要通过分析性思维制定的公共政策就被认为是科学的,也只有通过分析性思维才能获得科学性。而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使得社会问题具有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超出了工具理性的范畴,也打破了分析性思维应用的条件和环境,这时需要对理性的概念作出新的阐释。与之相适应,政策过程中的思维方式应当从分析性思维转换到相似性思维。不同的思维模式带来不同的认知,以及不同的政策过程和建构图景。
简介:两岸融合发展是习近平国家统一思想的重要政策主张。两岸融合发展可视为大陆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工具。两岸融合发展的范围涉及个体、群体和整体三个层次,涉及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层面。两岸融合发展政策实施的挑战和障碍涉及两岸排斥、模式因素和政治因素。推进两岸融合发展,要加强舆论宣传,加强理论建设,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管理创新,加强平台建设,把握阶段特征,加强法制建设,建设评估体系。两岸融合发展可以为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走向和平统一创造条件,但并不能保证两岸必然沿着这一道路走向统一。推动两岸走向和平统一还应及早在两岸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推进和平统一的替代思路和更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