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工智能算法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新闻写作机器人的出现,对传统新闻业的信息生产、分发和管理机制,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角色和功能定位构成了冲击,对新闻记者的工作属性和技能内涵提出了新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记者将被人工智能新闻所取代,因为人工智能算法技术的内在缺陷使之始终无法突破符号操控的层次,无法像人类意识那样具有自我意识,从而可以制造出复杂的概念、意识和意义体系。而新闻作为具有信息和文化双重属性的创造性活动,不只是科学主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更是意义建构、价值赋予和道德表达的过程。这恰恰是在人工智能日益主导的量化信息生产的趋势下,具备主体意识和能动性的人类记者的优势所在。因此,人工智能与人类记者的关系不是取代的零和游戏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合作关系。人类记者的使命不在于与人工智能算法技术去竞争量化信息生产的效率,而是与机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充分掌握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能够更好地驾驭它们;另一方面则需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人类记者在对新闻事实进行语境化意义阐释和价值赋予方面所具有的创造性优势。
简介:20世纪初,'有闻必录'成为新闻从业者信奉不疑的报道原则,此后风行数十年。逻辑上讲,无论是晚清还是当下,新闻实践活动皆不可能做到'有闻'则'必录'。那么,这样一个字面上不合常理的言说,何以构成近代新闻业极具影响的职业理念?研究指出,'戊戌'之后,政权当局开始强势干预新闻界各项职业活动,从业者日益感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面对此景,'有闻必录'被新闻界极力呼喊,意在争取'有闻'就可以'必录'的自主性运作空间。加之彼时西方'言论自由'观的传布扩散,更使新闻界此番抗争增添了思想上的正当性基础。该时期,'有闻必录'实际上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操作性表达,较大程度上实现了以'职权'对抗'政权'的行业诉求,并由此迫使清季民初的政界力量有所收敛。文章认为,'有闻必录'之奠定,彰显了近代新闻界在政治干预下展开弱势抗争的职业心态,且此种心态长期存在于民国中后期的新闻实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