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1世纪拜占廷史家阿塔雷亚迪斯作为最主要的记录者,详细记载了陆政大臣尼基弗鲁斯施行于70年代间的谷物改革。改革给当地人民的财产和生活带来沉重打击,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仇视。阿塔雷亚迪斯认为尼基弗鲁斯施行改革的原因在于天性邪恶的他妄图用帝国大权来不断满足其过度膨胀的贪欲。但实际上,该大臣施行改革是以国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为了应急处理帝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只不过,帝国政府执行公务时暴露出的腐败低能侵害了试点地方民众正常生活的权益,而且它借谷物改革暴力打击地方权贵势力的政治意图更侵犯了以阿塔雷亚迪斯为代表的地方权贵的实际利益,这是作者仇视改革和陆政大臣的根本原因。阿塔雷亚迪斯对谷物改革的态度实质上反映出地方与中央、地方权贵同帝国政府之间存在的尖锐对立与冲突。
简介: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特别重视语言修辞的作用,研究与词汇和语言,作为历史学家的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受到了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影响
简介:20世纪初西安所发现的女性抱子像,近来研究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此像跟方济会有关,二是与耶稣会有关。方济会之说,称其为中国的白衣送子观音像,而图像来源来自方济会士;耶稣会之说,称其为罗马圣母抱子像的中国复制。在图像的文化交流脉络下,它可能既作为观音,也作为天主圣母。图像认定在跨文化交流下的复杂性,透露了天主教圣母抱子像可能与中国的视觉互动,远超出传教士所能掌控的图像学。其实,并没有更多的方济会传教遗存得以重建其脉络,晚明天主圣母图像的引入中国,其耶稣会之历史脉络或更见具体。而观音/圣母双重图像问题的解释,对中国天主教的历史或相应议题,有何意义上的呈现,过去少见讨论,本文从这个思考提出对图像初步的解读。明末以来所见的圣母像,是以圣母为“天后”的定义为中心,圣母死后升天而能完备其天后的独特地位。从这个天主教图像学的立场观之,圣母确实可以为“神”。而无原罪圣母是主张圣母以无原罪之身怀有耶稣,这个图像及教义也传入中国。圣母的天后之尊,促成了在地文化将圣母单独地神祇化成单一女神,但这却违背天主教神学的中心意旨。圣母单独变成地方女神,甚至被观音信仰吸收而转化,在地化的力量应该是大过于传教士的策略。
简介:作为剧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只写了唯一一部《流亡者》(Exile,1918),但他与戏剧的宿缘深远。早年,他追崇现代戏剧的先驱易卜生。1900年,乔伊斯在都柏林学院读书时,宣读了论文《戏剧与人生》。同年他还写了《易卜生的新戏剧》,这两篇论文后来都在1959年被收入了《詹姆斯·乔伊斯评论文选》中。在这两篇文章中,乔伊斯把戏剧提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在一个热爱艺术和不断创造艺术的社会里,戏剧自然会占据所有艺术之首的地位。而且,戏剧以其不可动摇的地位,不容置疑的品质,以及无与伦比的表现形式,几乎是任何文学评论无法评判的。”[2](p42)乔伊斯认为,比起其他艺术家孤芳自赏的自我表现,
简介:<正>爱尔兰人詹姆士·乔依斯是否听过维也纳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的《管弦乐变奏》?勋伯格是否读过《尤利西斯》都可能。对这两位大天才的生平作一番考证大概就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不过,这并不是本文的用意所在。最近在阅读《尤利西斯》时,碰巧也听了几部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作品。几乎是偶然地。我感觉到在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之间存在着某些独特的相互联系。细想一下,如果把这些联系挖掘整理出来,颇能够相互映衬地展示出乔依斯的小说艺术的某些特征,帮助我们从某些新的角度去切入《尤利西斯》这部堪称艰涩的本世纪奇文,去透视在这奇文的创造中隐匿着的本世纪西方人的精神存在的某些特质。当然,要把这些联系一一进行分析和评价,恐怕悬一部小册子的内容。在一篇文章里,我们就只能够谈及其中一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