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简介：对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可以从历史的角度，结合明清司法文化来理解。一直以来，人们都将具有“案结事了”功能的调解，作为东方（中国）经验的典范。撇开民间调解不说，在帝制中国历史上，州县衙门的调解有其特殊的语境。换句话说，现在的法院是专门的审判机构，据以解决民事纠纷的法律也基本完备。在这种情况下，为凸显这种东方经验而强调法院调解，理据是否充分，值得考虑。

简介：产品代言人利用公众的信赖通过代言营利，让其承担侵权责任具有合理性。产品侵权责任的构成要视是否符合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定。应当改变产品代言人侵权的现行法律规制模式，把产品代言入侵权视为特殊侵权对待。法院可以民法通则第106条第二款之规定作为产品代言人代言侵权的法律依据。

简介：<正>在司法实践中,有些人认为凡是产品质量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消费者、用户或销售者都有权直接向产品生产者提提起诉讼,要求其赔偿。如南京市中的人民法院在94年4月22日开庭审理的一起引起新闻界关注的

简介：

简介：在效益与权利之间——美国产品责任法的理论基础张骐文章系统论述了在美国产品责任法的理论基础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从效益出发（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ｂａｓｅｄ）的理论与从权利出发（ｒｉ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的理论，以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亚里士多德的正义理论，分析了...

简介：中西传统文化的不同是中西价值观念差异的深层次原因，中西价值观念差异表现在：自制、内省与等级尊卑和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依赖性与独立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重义轻利与重物精神等方面。

简介：从用的层面,人性善恶可以被解析并整合出6类主观行为和21种客观行为关系.唯小恶制小恶、恶大善制恶大善、小恶制恶大善3种客观行为关系符合民事交易范式.民事交易范式理论要通过其内在机制运作(监督和竞争)、外在诚信建构和完善的违反交易范式制度谴责等三个方面加以实现.

简介：我们一直称为理想的东西往往体现在三个领域：一个是宗教，一个是伦理，一个是艺术。如果再加上一个，就是由政治集权所造成的人们对于一个权威人格的向往。

简介：慎刑观是中国古代主流的刑法观，是传统刑法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内容之一。古人所谓“制刑之义”，即指刑事立法的宗旨，属于刑法观的基本范畴，也是慎刑观与重刑观两种对立的刑法观分歧的焦点之一，对该问题的解读是全面认识和深入理解慎刑观的前提和基础。按照慎刑观的理解，刑乃“不得已而用之”的“治恶之具”，刑法的直接作用是“禁暴厘乱”；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辅政助化”，“明刑弼教”；而终极追求则是“以德去刑”，“刑期于无刑”，以达到“刑措不用”的“大治”境界。儒家的“民本”思想、“仁政说”以及人性论是慎刑观的理论基础。

简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与义务对应的主要是权力而不是权利,是权力义务关系为主,权利义务关系为辅。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公平表现在权利义务的总量比例失衡,义务多权利少;“一般权利和义务关系”较为欠缺,“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普遍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客体多指向积极作为的“行为”,更强调其中的义务性。在权力义务关系中,虽然理论上也主张双方均有义务,但实践中落实的是“臣事君以忠”,而“君待臣以礼”仅限于道德说教;混淆了其中的法律权力与道德权力、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比“君为臣纲”布下了更为严密的权力网络,权力义务关系渗透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尽管为其注入了亲情,但主色调仍是义务。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

简介：立法的好坏与立法技术运用的巧拙紧密联系,性别立法技术影响着性别法规范的好坏。以我国传统性别为例,理学思想指导下的宋、明、清立法者继续从纲常礼教下形成的性别差等立法原则出发,使传统中国性别立法在结构技术和表述技术上不断发展完善。但是,理学思想的僵化也导致立法技术应用目标的转变,即由注重家庭、生活性别关系调控转为通过礼教性别差等观念的强力维护达到加强专制统治的法律效果,使传统中国的性别立法观念与技术与两性平等越走越远。

简介：诚如日本著名学者岸本美绪所言,近来学界关于支撑传统中国司法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已逐渐摆脱过去那种“法乎?情乎?”简单化约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而倾向于对当时审判官员复杂抉择的心理过程进行更具体的描述和分析。

简介：人们普遍接受了知识即财富的观念，但是，将知识财富纳入到法律规范的所有权客体范围，却未有成熟的哲学理论可供倚赖。显而易见，在财产权意义上探讨知识财富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认同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理论意义的哲学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诠释知识财富作为财产权客体的实质，即知识之所以成为产权对象的根据。

简介：清末“新政”以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传统可概括为九点，其中“重农抑商”是统领中国经济法律传统的“纲”，与传统中国社会的盛衰密切相关。“重农抑商”突出表现在对农业，特别是对土地关系的法律调整上。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国有制主要有井田制和均田制，私有制主要是自耕农经济和租佃制，事实上这两种所有制都导致了传统中国社会盛衰治乱的循环。这种国有与私有所引起的周期性的循环怪圈，根源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单一和封闭，以及专制政治和“重农抑商”的强化。在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上合天理下符国情，是有“道”的法律传统，所以如此重要和必要。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即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法律（传统）与社会盛衰的关联最后在于道，道可以不同，但不可以无道。

简介：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在疾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中的传承出现了断裂的现象,然而古典文化的命脉并未完全中断。种种迹象表明,当代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在回归传统,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依旧延续着,对时下的社会生活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一如我们所见,"枫桥经验"正是回归传统、弘扬文化精神的典范。

简介：中国传统法特点之一是维护儒家的纲常伦理,强调＂夫为妻纲＂,要求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夫有权当场杀死奸夫奸妇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妻子存在奸情又因此杀死丈夫则是罪上加罪,将面临法律最严厉的惩罚,重至凌迟处死。但是,清代延至民初的司法实践案例则表明即使在因奸杀夫这类案件中亦会考虑具体情状对妻子予以减免,体现出同情保护妻子的一面,保证在合理张力内隐性的平衡个案公平。相较于明显的维护夫权的积极的法律保护传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消极法律保护传统。最重要的是司法实践中的案例相较于僵化的法律文本语言,更能够体现出妻子在相关案件中的法律主体地位,而不是被无视的一方。

简介：通过对中国34个产品自损案件和美国49个产品自损案件进行比较，发现商业关系规则、纯粹经济损失规则及“以危险方式致产品自损”规则是影响产品自损能否依侵权法进行救济的关键因素。中国法院不排除商业关系之诉，很少采纳纯粹经济损失规则，认定不合理危险缺陷导致的产品自损，可依产品责任获赔。美国法院先排除商业关系之诉，在此基础上，绝大多数法院依纯粹经济损失规则拒绝产品自损的侵权法救济，中间派法院认可危险方式导致产品的自损可依侵权法救济，少数派法院允许产品故障的自损依侵权法救济。中国受害人在产品自损领域获赔的可能性更高，与美国受害人在其他产品致害领域的优势形成鲜明对比。

简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林端教授于2003年出版的《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韦伯比较社会学的批判》一书全面系统地批判了韦伯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论断。该书在社会学方法论上指出了韦伯比较社会学里二元对立的理想型比较的局限；在实质社会学分析上则结合学界对清代法律和司法审判的研究成果，说明了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与司法审判的看法存在误解与局限。在此基础上，林端教授认为，若要深刻理解中国法律传统，关键在于把握体现于其中的“多值逻辑”。

简介：中华民族绵延不绝几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以诸法合体、以刑为主、刑民不分为特点的中华法系。我国古代没有产生诸如罗马法之类的真正意义上的私法抑或民法。民法学者梁慧星对此的解释是，“其根源在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因统治者长期推行重民抑商的经济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被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市场经济极不发达。且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统治，个人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观念无由发生，因此不具备民法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如果我们更进一步，循着历史及在历史过程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的轨迹去探求法的精神，我们或许也会发现，间题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价值取向上。这一价值取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