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政治哲学对权力的研究,始于对唯灵论政治应然的摆脱。在摆脱诸种唯灵论逻辑起点之后,政治哲学才开始对权力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在这其中,马克思对权力问题进行了四重呈现:权力的物质性、封闭性、媒介性以及历史性。一定的历史发展水平及其现实条件,催生时代性的权力维度力量对比。对这种力量对比,只有在物质性的角度,也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进行研究,才能揭示真实的社会运行状况。权力是封闭性之中足够程度的关系优势。只有在封闭性之中,力量的消长才会引出权力地位的反转。并且,离开了封闭性,可逃遁的弱势群体会使权力成为无对象的空洞。关系性优势的确立,依靠的是优势社会阶级所主导的社会关系建构媒介。权力格局的更迭,伴随着社会关系建构媒介的转变。
简介:不同学者对权力研究的视角会有所不同,如尼采把权力意志作为未来的科学,罗素专注于权力的形态转换,福柯着力于受操控的权力微观领域等,而关于马克思的权力视角,因为其在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许多学者都自然归之于资源、经济领域,这种认识有失偏颇。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的权力理论研究,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思考,可以析出一条权力理论的模式路线:以权力的可交换性为起点,以权力不平等的内在化为过程,以权力的不平等改造为手段,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权力不平等内在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类商品属性理论、场理论、结构形成理论三种理论模式。
简介:用制度建设编织'权力之笼',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反腐败新思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行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把反腐败问题提高到事关国家、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就如何认识和解决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认为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创造性地提出制度缺陷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秩序失范、腐败现象严重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用制度建设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基本的方法和途径,并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科学地构建了制度治腐的理论框架。
简介:公共领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极权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是系统(经济子系统与政治子系统合一)与生活世界对立,是人民群众的被奴役和边缘化。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拥护,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权力等于暴力。公共领域作为公共意识得以形成的领域,直接构成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因而,维护还是压制公共领域成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分水岭。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本质上是提出了一种超越西方议会制民主的新形式。不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论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简介: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标志着当代中国对于提升自身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的高度自觉。习近平关于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软实力的阐释,对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决定当代中国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是提升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基本关系。
简介:软实力是由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国际政治概念,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的理论为共产主义,即关于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条件的学说,它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国际主义。尽管如此,在他们之后,特别是在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专有名称后,他们的学说就越来越跟国际政治关联起来,转化成了民族国家的软实力。在恩格斯去世后的20余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主要由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保存、出版和诠释,该党由此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十月革命后,在短短10来年间,通过收购、复制等方式,苏联从无到有建立起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并组织编纂、翻译、出版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特别是未刊手稿,成功地从德国人手里夺过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在整个苏联时期,通过出版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并向世界各国输出文本资源和理论体系,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其最重要的国家软实力。然而,在斯大林模式下,苏联马克思主义却逐步走向僵化,尽管其软实力足以影响广大落后国家,却最终竞争不过充满活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又回到了西方,成了西方国家从左的方面影响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重要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