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文章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全球治理的状况。中心议题是: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家主导的策略改善贸易状况,成为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从而与发达国家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其竞争力受到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在这一背景下,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将全球治理扩展至发展中国家,从而规范这些国家的行为,促使其向外国投资开放。然而,要想将发展中国家成功纳入全球治理体系,须在这些国家内部建立能够改变其政治文化的制度。鉴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独特问题,要想达成上述目标,仅靠推动这些国家的国际化进程是不够的。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作者认为,要想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与全球治理相符的内部制度,必须使这些国家确信全球治理不仅对发达国家有益,对它们自身同样有益。
简介:就本质而言,“新恐怖主义”概念捕捉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恐怖主义的本质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支持此概念的人认为,当代恐怖主义组织正在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运行着并且表现为一种全新的恐怖主义威胁。对许多观察者而言,证明这种“新恐怖主义”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地组织和2001年9月11日那次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尽管“新恐怖主义”这一概念对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而言都是对某种观念的简便的缩写,但是其整体准确性和分析价值却并不是可靠的。“新恐怖主义”概念的根本问题在于,在过去的“传统恐怖主义”和现在的“新恐怖主义”之间制造了过于明显的区别。
简介:英国文化理论家阿兰·科比(AlanKir—by)是当前后一后现代主义理论阵营中的重要成员。他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快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影响,数字现代主义正取代后现代主义成为我们当下文化中的新的主导范式。数字现代文化给我们带来全新的文本形式、文本内容以及文本价值,也带来全新的文化结构、文化行为和文化意义。下文节选自科比的《数字现代主义:新技术如何拆解后现代并重构我们的文化》(2009)一书,涵盖了科比的数字现代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数字现代主义的由来、数字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数字现代文本的美学特征等。
简介:冷战结束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差,世界各国害怕和厌恶美国对外政策的情绪明显加强。为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已经步入反美主义时代,如何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反美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外交的一大难题。本文在词源考察和概念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了反美主义的确切含义和判断标准,认为当今世界并没有步入反美主义时代。对反美主义的历史考察表明,反美主义在本质上不过是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非反对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反美主义与全球化的客观历史趋势、美国的普遍主义政治理念以及霸权主义的外交混合在一起。因此,决定反美主义走向的关键是美国自身,只要美国不改变其政治理念和霸权作风,反美主义今后还将长期存在。
简介:2008年2月5日http://www.wsws.org网站刊登了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平等党总书记尼克.比姆斯题为《资本主义的世界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前景展望》的报告,认为战后维持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三大平衡都已被打破:在经济领域,70年代初以来的利润率危机以近20多年来日益加大的金融投机泡沫终结;在社会领域,全世界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都扩大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在世界格局上,美国一极独大地调控全球的局面正被打破,列强纷争局面正在形成,———这些预示着世界资本主义正进入危机阶段。作者还认为面对这场危机应该争取社会主义前景,而不是新凯恩斯主义,因为只有社会主义现实力量的壮大才能真正改变社会。下面摘译其报告的第五部分如下。1992年以来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回升是否就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已经退出了议事日程即使不是永远退出的话,至少也是在可见的未来或者相反,这一回升是把新的紧张和矛盾带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这些新的紧张和矛盾正在为一个新的政治剧变和革命斗争时代的到来打下了客观的基础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首先要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曲线的回升并不排除社会革命的发生。相反,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正是在19...
简介:从国际社会对中共十九大的关注度、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来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呈现出多重视域下的世界意义.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力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倡议多次被收入联合国决议,中国方案快速进入实践过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形成全球化新格局,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百年前的十月革命与百年后的中共十九大一脉相承于科学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制度模式、现代化方案,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国在摆脱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世界作出巨大贡献;全面从严治党、强力反腐、推进重塑国际反腐秩序,彰显中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简介:好莱坞导演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决定不再担当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的艺术顾问,因为中国未能给苏丹施压去结束达尔富尔的战争。中国正在苏丹的战乱地区开发油田,所以斯皮尔伯格希望北京利用其影响力去结束在该国西部地区的暴乱。斯皮尔伯格认为对于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灾难,“苏丹政府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但他责怪中国没能多做一些“以结束在那儿的人间灾难”。斯皮尔伯格说到:“中国与苏丹政府在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关系使中国有机会、也有义务改变现状。”斯皮尔伯格在苏丹问题上对中国提了要求,但是,据我所知,他没有要求华盛顿利用其影响力在索马里和伊拉克结束那里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因为这两个国家的灾难都直接归因于他自己国家的所为,所以应该是美国政府力所能及的事。然而,中国有没有能力结束达尔富尔冲突是一件很不确定的事情。前往达尔富尔的联合国特使扬.埃利亚松(JanEliasson)说在达尔富尔,同苏丹部队作战的五个叛乱团体中有三个不愿意进行和平磋商。连苏丹政府都很难结束这场冲突,更何况中国?除非结束冲突意味着苏丹政府向叛乱分子及其西方支持者投降并交出达尔富尔及其石油资产。当然,这倒很合美国国务院战略家们的意,更不用说美国石油界了。相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