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一届全国人大的选举虽发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但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因此,政治选举权的获得必然受社会成员身份的制约。一届全国人大的基层选举明确剥夺地主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的选举权,限制了精神病人行使选举权,确定革命进程中涌现的先进分子为人民代表候选人。尽管中央选举委员会对剥夺选举权利的阶级身份与政治身份有相当细致的明确界定,但是实际的选民资格认定依然存在差错。这些差错主要是由政策理解偏差而起,因而纠正起来并不复杂。虽然因身份原因而失去选举权利的比例数不高,但绝对数量不小。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质疑一届全国人大基层选举的广泛性和民主性。

简介：“受委派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重要特征，也是认定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关键。根据最新司法解释，国家出资企业中负有管理、监督国有资产职责的组织被纳入委派主体的范畴，该组织在实践中应界定为国有出资企业中的党委或党政联席会议。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从事公务”作为认定的实质性要件，可从职权性和服务性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全面理解，并正确把握公务和劳务区分。

简介：据有关资料统计，截目2002年4月30日，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起对华反倾销调查493起，涉及4000余种产品，累计涉案金额逾百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国际滥用反倾销手段的最大受害者。中国加入WTO后，其他成员原有的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歧视性政策，已在逐步取消，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会更加宽松。然而，WTO的成员为保护本国国内产业的利益，必然会转向以具有“合法性”、“便捷性”和“隐蔽性”特点的反倾销手段限制中国产品。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巨浪，不仅不会因为中国加入WTO而减缓，而且会更加汹涌。为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准备。虽然反倾销的立案权掌握在进口国手里，但应诉的主动权却在我们手

简介：随着第二代身份证的换发，身份证重号现象大量浮出水面，由此引发的纠纷也不断见诸Ⅸ％。本文在介绍该类现象井分析原因的基础上，对解决该类纠纷的具体方案进行了探讨。

简介：发生在美国的齐默尔曼案因涉及种族问题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不少中文媒体将齐默尔曼的身份译为“协警”。这一翻译存在误译,其原因在于一是新闻翻译时间仓促;二是译者对美国警察制度缺乏了解;三是对译语一词多义现象处理疏忽。齐默尔曼身份的正确译法是社区守望协调员或邻里守望协调员。为避免在类似的翻译中发生误义,译者应当以严格的职业操守要求自己,充分了解目标语国家与源语国家存在的制度差异,并慎重处理一词多义现象。

简介：我国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能否成功，城市化进程的目标能否实现，除了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外，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以及最终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是否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是否顺应选种历史变迁。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文章揭示了失地农民心理适应问题的若干现象，分析产生问题的社会原因，为帮助失地农民渡过心理适应困难期，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理论依据。

简介：农民身份转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农民队伍,数亿农民的身份转化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中国农民身份的转化过程就是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没有农民身份的转化,中国的政治发展就不会有大的进步.从人的主体性的角度来考察,农民身份转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

简介：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实现农民工的身份转变，已成为加速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以及全面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和当务之急。

简介：为识别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影响因素,采用中国陕西省53县(区)2006—2009年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政治、经济、环境和地理四类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领导人年龄、经济增长率、碳排放量与财政赤字显著正相关,人均收入与财政赤字显著负相关,财政赤字与县到省会的距离和人均收入的乘积呈现正向关系。研究局限于中国陕西省的区县政府,能否适用全国范围的省级政府有待进一步检验。实践价值在于启示政府在控制地方财政赤字中需推进地方政府官员的年轻化及公务员队伍建设,转变以"投资驱动"为主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创新现有的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地方财政信息的披露与透明等。作为较早对政府赤字规模驱动因素开展系统检验的实证研究,本研究有助于从多维视角全面理解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发生机制。

简介：摘要：本文从轨道交通行业现行的安全生产检查方式入手，分析了添乘检查、跟班作业、突击检查等传统检查手段，以及影像资料、运行数据分析等现代检查手段的各自特点及运用场景，探讨了开展“作业标准化执行效果验证检查”的必要性及其意义，并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了开展此类检查的方式和方法。

简介：我国知识分子中,70%以上在党外,他们的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只有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才能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

简介：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援越抗法的斗争，显示出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

简介：＂网络记者＂是否是记者,这在中国已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22年后的今天,仍是一个未竟的话题。依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的定义,不但非新闻单位主办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不是新闻机构,不能有新闻记者;新闻单位主办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也不能有新闻记者。虽然2009年以来,新闻出版总署、中央网信办等主管部门对此不断放开规定,如允许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一定条件下可以依托其传统媒体申领新闻记者证,为首批推行新闻记者证制度的新闻网站采编人员发放记者证等。但总的来看,这一问题仍是＂进行时＂,大量具有强大舆论影响力的市场主体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其新闻采编人员仍无法获得记者证。当前一些地方的媒体管理机构正在进行尝试,而国家层面则需要进一步直面问题,摆脱互联网治理意识和思路的贫困,为全行业的健康发展进行顶层设计。

简介：在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效率研究上,基于挤入或者挤出效应研究者文献较多,但是基于寻租视角研究者却甚少,亦或有忽视.本文通过寻租视角分析和研究了政府科技补贴的微观创新效率.结果证实,在寻租企业中科技补贴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效应,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没并有显著提升.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寻租企业在获得科技补贴后其在职消费显著增加,这意味着企业可能挪用或者减少了原本用于研发的投入资金.本文结论的政策含义是,腐败治理和科技创新并非两个完全无关的领域,腐败治理能够在净化社会政治环境的同时提高科技补贴政策的微观创新效率.

简介：尽管对“文化帝国主义”的争执颇多,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其依然发生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化帝国主义深刻影响着我国青少年的文化旨趣,并引发青少年的文化身份危机,其主要表征为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更加复杂、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互动日趋削弱、主流文化的影响力逐渐降低.在应对这种文化身份危机中,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明确的、自信的文化身份.当前,青少年的文化身份认同,与青少年价值观建构在内核上有着极大的互补性和交融性,两者的关系密不可分.

简介：不以善意为取得时效构成要件的立法例在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居绝对多数，主观诚信说关于大陆法系国家主观诚信的主要舞台是取得时效的观点没有依据；其对英美法系采此种做法的理由分析亦经不住推敲。取得时效中的善意与主观诚信在概念上无法对接。主观诚信的涵义表明其仅仅是揭示了不损害他人权利这样一种最基本的法律意识，没有必要套上主观诚信的神秘光环。

简介：工业企业在考虑自身发展的前提下,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对自身发展究竟是-种激励还是-种限制？已成为关注的焦点.选取2009-2013年的中国沪、深两市公司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面临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对不同的行业进行了区分,得出了以下结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缓解融资约束程度;工业企业面临更高程度的融资约束;当面临融资约束时,工业企业更容易通过履行社会责任降低融资约束程度.为工业企业在谋求自身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简介：建构主义身份与行动之间的逻辑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解读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视角。在建构主义看来身份决定行为。国共之间的第一次合作开启于两者对集体身份建构的努力，集体身份得以建构，认同是基础，但是国共双方在类属身份上的差异影响到了两者互动过程中对对方的认同程度，从而导致双方在合作过程中始终矛盾重重并影响到集体身份的稳定。至今，虽然两党关系得以缓和，但是深埋在国民党思维中对中共的不信任和低认同程度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

简介：社交网群作为一个存在于虚拟空间的社交空间,与传统的线下社交存在同样的社会功能,即推动社会身份认同的实现。本文主要以＂新妈妈＂身份概念为例,以一个由同月龄预产期新妈妈组成的社交网群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虚拟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分析该微信群聊天记录。研究发现,新妈妈在生产期到产后初期负面情绪明显增多,以及婆媳矛盾逐渐显现,这一阶段是新妈妈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而后,伴随新妈妈回归工作,夫妻关系逐步升温,适应与长辈合作育儿的生活,新妈妈回复积极情绪应对生活。在这一身份概念的转变过程中,社交网群发挥积极作用,一方面提供给了新妈妈一个社交的平台,另一方面,社交网群可以实现聊天、线下交往、咨询分享等信息传播互动行为,社交网群有助于社会身份认同实现并具有社交互助系统的功能。

简介：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行为的动因问题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在考察相关理论基础上，依据一些重要案例。文章认为。除了经济利益和不公心态这两个重要动因。身份地位下降也是利益受损群体参与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益受损、不公心态和身份地位下降三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认识和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分析框架。其政策意义在于，以此为参考将有助于政府预防和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