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长期以来，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和误读了。人们普遍地把这一理论仅仅当作一种抽象化纲目，而完全忽视了其内在具有的、本质重要的具体化承诺。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实质上包括两个主要方面：其一是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之诸阶段的若干概说；其二是一个必须贯彻始终的具体化承诺。前者是一些必要的抽象，后者是对具体对象开展出深入于现实本身的研究要求，是使这些抽象成为科学之“指引”的根本方法。尤为重要的是，这两者在马克思的历史道路理论中是内在关联、不可须臾相失的要件。

简介：中国人的“自私”行为和“公德”缺乏，不是一个筒单的道德现象，它的“不道德”获得了一种“道德信念”的强烈支持。回溯历史可以发现，这个道德信念的制度背景和基础都带有明显的“公”的性质：中国农业产权的显著特征是“公”；中国社会分配的调节制度是“公”；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公”。在这个“公”与“私”的悖论之后，其逻辑转换的关键点是个体权利的极端缺乏。作为历史长期演化的产物，“私心”虽然不应该受到过多的道德道责，但却十分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扩大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收入的调节问题则应该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社会化保障制度来解决。在此基础上，弱化“分配正义”，发展出承认个体交易选择的“交换正义”，牢固地确定个体的私有权利。

简介：21世纪,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崭新的世纪,大规模的战争杀戮将被和平与发展所替代,意识形态的残酷斗争与搏击将为人类文化的交融与竞争所削弱,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长期竞争将主要凸显各自文化的生命力.

简介：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分析哲学运动被称作“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精神风潮”。这场运动为哲学研究引入了“高度严格的标准”，它的主要特征在于“与理性精神和科学的结盟，并致力于推翻思辨的形而上学和消除哲学上的神秘性。在方法论上，它是与新的逻辑作为哲学洞见之来源相关联的，并且后来在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与主要地和细致地关注语言及其用法相关联”。

简介：西欧国家投票权扩大的历史背景是民族国家的构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前者产生了国家认同危机，后者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民族国家构建中通过战争等方式并入的新的群体，以及在社会结构变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兴阶级，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打着民主的口号要求本来属于贵族特权的投票权平等化，从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形成了对抗和紧张关系。而国家所采取的积极性回应——逐步开放投票权，则缓和了民族国家的这种对抗和紧张关系。西欧国家投票权开放的典型模式主要有三种：以英国为代表的渐进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激进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竞争模式。尽管存在着道路上的差别，但它们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都实现了投票权的平等化。投票权的平等化除了暂时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既得利益阶级与利益边缘阶级之间的冲突之外，还有着更加长远的积极意义，它以民主的名义把社会不同阶层、团体和族群整合到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行动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国家认同——民主国家认同。

简介：1903年5月，约瑟夫.张伯伦发表《伯明翰宣言》，主张英国必须改变现有的自由贸易制度，以帝国为单位设立关税，共同对抗来自外部的压力，史称关税改革运动。提倡特惠思想的经济-历史学派同张伯伦及其领导的关税运动之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历史学派为关税改革运动提供了合理性论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张伯伦本人帝国特惠思想的形成；反过来，张伯伦为历史学派提供宣传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思想的发展。

简介：以文化范式批判为切入口所建构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尽管因认识到只有经过文化范式中介过的客观现实才可能对现实的个人起作用，因而表现出了一定的深刻性，但由于其没有追问具体的文化范式的来源等问题，因而在学理逻辑上依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而经验主义的学术思路由于只看到了经济事实的物质存在形式而没有看到其社会存在形式，因而始终无法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相比肩。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术思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的前提条件，也是我们建构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前提条件。

简介：中国古代对老年人和鳏寡孤独等无助群体，以及贫困无以自存的居民所采取的不同形式的社会救助措施，有效地缓和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措施，调整资源合理配置，建立科学有序的救助举措，完善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根据《世本》、《孟子》等文献记载,夙沙氏和胶鬲是我国最早从事海盐生产的部落,本文经过梳理考证认为,他们应分布在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北部沿海。通过相关考古遗存的分析,本文认为,夙沙氏制盐应是在距今5500-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中期或略早,制盐地域应在现今的山东北部寿光至广饶一带。在稍后的距今4300-3900年龙山文化晚期,鲁西北的阳信至滨州一带也兴起海盐生产,由此成为商代胶鬲的远祖。总的看,当时的制盐活动只能在海边进行,制盐技术也比较原始,这是符合其时代特点的。

简介：齐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的地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作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实践则更显突出.正因为齐国有为君臣注重爱民、重民、富民,注重民众的作用,才使齐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梳理与研究齐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仅可使齐国治国思想的研究深入,而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无疑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简介：

简介：“慎独”之说，出于《中庸》，其首章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中庸》篇中，子思用心于“诚”，然而“诚”的基础则在于“慎独”二字。何以言之？《中庸》首篇论“性”、“道”、“教”一以贯之，这是从本体立论，随后即以“道”之不可须臾离而引出“慎独”之说，以慎独为“修道”的工夫。因而首章经络分明：本体（道）、工夫（慎独）并举。

简介：用历史唯物主义把握中国教育问题，是当下中国教育研究所面临的迫切而重要的思想任务。当代中国教育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切中当代中国教育问题的命脉，不能通过简单的经验和直观方法加以把握，而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分析得以显现。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引导教育进行历史定位，将教育的时代标识凸显出来；只有跳出“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思考模式”，才能把捉住中国教育的历史方位。合理选择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基本路径应当是：把握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实质，培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性个人，超越左与右，建构本土原创的教育理论。

简介：联结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大历史纽带──评《思维发生学》黄明理张浩同志的新著《思维发生学──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３月版），是将哲学思维和现代科学有关成就相结合的力作，它对认识自然史和人类史的关系，乃至对整个人类认识的发展，都...

简介：11月29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由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办，以此庆祝该中心成立20周年。山东大学校领导方宏建出席会议并讲话。开幕式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傅有德教授回顾了中心的创建过程。

简介：人们通常以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是互为他者乃至是相互对立的，这是一种误解。真实的情况是，非实证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并不隔阂，历史必然性告诫也并未消解正义，而正义研究最终只能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两者之间相激互融、彼此依托的内在兼容性关系，决定了我们对马克思正义思想的发掘与开显需要在重新解读和梳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路径上推进。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此路径切近马克思哲学的真实思想逻辑，同时也由于它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创生的基本要求。

简介：本文从少数民族对中国大一统理论的贡献、少数民族与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少数民族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构建等四个方面，比较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少数民族与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政权的历史贡献，少数民族为维护国家大一统而做出的卓绝努力，以及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建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史实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历史是中国各族人民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历史。

简介：8月22～25日在吉林长春举行，由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学习与探索杂志社共同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及《哲学动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学习与探索》、《社会科学辑刊》等期刊的3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简介：从第一个历史活动，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到人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从黑格尔的意识主体、费尔巴哈的直观“类”主体和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体进入到“生活世界”中的“现实个人”主体，并以此为核心创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科学”。唯物辩证法、实践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它们以“逻辑前提”的方式支配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