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61年城镇人口精简工作开展以后,一些地方对部分高等学校毕业干部作了退职处理.不久,中央要求对他们予以调查、清理和收回.由于初始阶段一些政策执行主体行动较慢,上级调整了激励机制,清理收回工作的执行力度、速度有所提升,高校毕业干部清理收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因部分政策对象对清理收回工作的不配合,以及工作后期政策制定主体、执行主体等因素的作用,政策原初目标与最终成效并非完全吻合.从政策过程角度视之,政策成效虽受制于政策制定主体的相对自主性,但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情感、利益等倾向性因素也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执行,并促推政策制定的再回应.与此同时,政策对象并非完全的被动接收方,他们既给予政策执行主体以反馈,也波及政策成效.
简介:农家经济是农村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既能看到农民的生活程度,又能够折射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20世纪30-40年代,青海农村经济凋零,农家经济极为贫困,这与当时全国其他省份情况基本相同,但是青海自古就是中原地区与青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通道,无论是地理空间还是经济文化都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畜牧业始终伴随着农业相始终,农牧并重是其农业经济的显著特点,因此,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也呈现出其独特性和复杂性,与学术界流行的'近代广大农民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勉强维持生计,不得不利用一切空隙兼而从事一些纺织、采撷、编织等小手工业,从而形成个体农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生产方式'这一观点并不相一致。农牧结合的经营方式,使得畜产副业成为农家收入的第二大来源,极大地补助了农民生活及农家收入,体现出典型的农牧互补效应。
简介:本文以文献分析和口述史访谈为研究方法,以文化研究理论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20世G80年代的中国媒体如何将电视呈现为富裕的现代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及在谁拥有电视这一问题上媒体所赋予电视的理想化涵义。具体而言,本文分析其他媒介形态,主要是印刷媒介,如何让电视传播一种与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去较远的“新”文化价值——迈入现代化和变得富裕。实际上,电视所象征的内容源自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电视在本质上类似于其它现代技术产品,因为它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未来作出了同其它现代技术产品一样的承诺。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紧密结合激发了中国人拥有电视,然后通过他们观看的节目为其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尽管拥有电视不能证明人们生活富裕或现代化,但是它为人们学习或模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一条路径。这种学习或模仿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发生,并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一道,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电视的普及首先由政府政策发起,电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复杂而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展示了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如何使电视观看活动成为可能,电视如何与人的能动性相互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何成为由西方技术和文化塑造的现代化的合法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