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百余年来孙奇逢及夏峰北学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民国时期,徐世昌、谢国桢、嵇文甫等人极力表彰孙奇逢学术,对孙奇逢的学行及夏峰北学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梳理。其中尤以嵇文甫的研究持续时间最长。改革开放后,李之鉴、陈祖武、张显清等人深入研究孙奇逢的生平、哲学思想、治学特点、学术精神及夏峰学派与其他学派的学术关联,把孙奇逢研究向前推进一步。21世纪以来,一向比较冷落的孙奇逢及夏峰学派的研究出现了繁荣,一批青年学子选择研究孙奇逢,把孙奇逢研究推向高潮,相关研究领域得到拓展,问题得以深化。今后的研究要在三个方面下工夫,继续深入挖掘孙奇逢的思想和学术价值;深入研究夏峰学派特点及夏峰后学的学术思想;加强对孙奇逢及其后学文献的整理。
简介:以芜湖市失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利用2014年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地理集中指数和空间使用曲线等方法,探讨芜湖市失地农民就业空间特征、行为模式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芜湖市失地农民就业以本地就业为主,空间呈大集中、小分散的格局,为单中心的社区圈层模式。在市域尺度上本地就业在空间上呈现郊区为就业热区,城区相对较少;社区尺度上,就业地主要集中在社区范围内,短距离就业为主,主要集中在1—5km距离段,其中2km处出现就业人数高峰。就业空间行为模式类型多样,本地—就业型占主导地位。失地农民的自身属性特征及思维定式影响和制约着其对就业空间行为的决策;城市化过程中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实现了郊区产业集聚格局以及社区周边的城市就业环境,为失地农民就近就业创造机会。
简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期,政府通过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掌控舆论,控制国内产业团体、国民组织,掌控生活必需品等方式,把国民卷入战争体制,纳入支持侵略战争轨道。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在一些重要的节点,日本国内都出现“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狂热”场面。从不谙世事的孩童到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从退伍军人到公共汽车售票员,或“捐款”,或写慰问信,或到神社祈祷日军胜利进军,以不同方式表示对局势的关切,表达所谓的“爱国”情。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支持战争,是日本侵华战争延续14年之久的社会基础。在讨论日本战争责任时,我们将日本政府与国民区分开来,强调日本国民是战争受害者,这是必要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完全忽视战争的另一个方面,日本国民是战争受害者,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支持战争,某种程度上也是“加害者”。检讨战争体制下日本国民对战争态度,可以看到历史复杂的一面,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战争,汲取教训。
简介:历史教育尤其是中学历史教育在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其他任何途径无法取代的。有关抗日战争,海峡两岸的课程标准、教材观点、重点史实叙述等诸多方面异多同少,尤其是关涉国共关系时,两岸基于各自立场看法迥异。意识形态差异是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最大的阻碍。台湾历史教材的内容虽然视野广阔,但抗战史部分并未重点讲抗战,而是刻意淡化国军抗战英勇事迹及日军侵华暴行,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更是避而不谈。这当然与台湾多年的“蓝”“绿”恶斗、“台独”势力猖獗的特殊政治生态有关。相较而言,大陆教科书不吝篇幅描述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英勇抗战,显然大度有加。海峡两岸应努力克服意识形态束缚,在“共享史料、共写史书”的基础上,共同编写中国历史教科书,以此凝聚两岸共同历史记忆,促进两岸同胞心灵相通。
简介: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和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新疆民族关系和谐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有必要对当前新疆民族关系现状加以分析、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本文通过对新疆6县市入户调查问卷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新疆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已取得重大成就:当前各民族族际交往意愿较强,本地居民与流入人口相互包容,民族身份平等程度较高,各族众的中华民族意识认同与对本民族意识认同协调,各族居民对过去民族关系的态度较为满意。同时,各民族之间也存在缺乏共同语言媒介、宗教信仰差异显著、族际通婚意愿低等问题,当前民族关系不容乐观。正确审视民族关系问题,需要结合民族之间接触率、文化融合程度和结构整合状况加以分析。本文基于以上结论分析提出有关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的建议。
简介:1935年11月,中共中央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进行处理,认为"陕北肃反"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使"肃反"受难幸存者继续遭受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造成"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领导召开西北高干会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出台《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陕北肃反"不仅"完全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处理了对"肃反"负有重要责任的朱理治、郭洪涛等人。但是,西北高干会并未能平息当事人关于"肃反"的争论。七大后,中共中央又召开西北历史座谈会重申和再次肯定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高饶事件"后,西北高干会关于"陕北肃反"结论受到冲击。随后,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结论做了修订,减轻了朱理治、郭洪涛等人在"肃反"中的个人责任。"文革"后,"陕北肃反"争论再次爆发。1983年,在"五人小组"的主持下,通过《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进一步解决了"陕北肃反"存在争议的具体问题,基本上肯定了西北高干会关于"肃反"的定性和主要结论。纵观从西北高干会到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历时近半个世纪处理"陕北肃反"的历史,虽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陕北肃反"相关当事人和研究者等至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但从总体上看中共中央对"肃反"的处理结论已经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陕北肃反"长期存在争论与中共党内不同时期现实政治斗争,尤其和高岗问题有密切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