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非洲和平进程中,妇女成为实现和平的非暴力力量,女性在建设和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护了自身的安全。梳理布隆迪和利比里亚两国内战对妇女的影响、妇女在结束内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战后重建中妇女的角色与面临的挑战,可以发现,布隆迪和利比里亚妇女既是两国内战的主要受害者,也是当地实现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决定性力量:布隆迪妇女发展存在“社会性别主流化已成为现实”和“社会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巨大差距;利比里亚则仍然处于由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期,精英女性参与决策与妇女低代表性并存;发展问题是两国和两国妇女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将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发展主流至关重要。
简介:边境地区作为国家领土比较特殊的组成部分,代表着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家领土的不容侵犯。过去,位于国家交界处的边境地区敏感脆弱,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任,传统边境始终发挥其屏蔽功能,传统的边境安全随之体现出“防范危险”和“共存安全”的主要特性。如今,由于全球化进程和国家的开放政策,相应地引发了实体边界弱化和“软边界”扩散等边境地区的新变化,同时,边境屏蔽效应相对减弱,中介效应凸显,使边境地区呈现安全与发展并举甚至以发展为主导的安全态势,边境安全的特征发生重大转变。边境地区安全问题的复杂化、安全的渗透性和联动性增强、安全中注入发展的因素以及安全的社会化建构等特征与“共生”理论中的多元性、内生性、交互性、共生性等特征相似,而且有相适应的研究议题,使边境安全问题可以从共生视角进行探讨。边境安全的变化使边境在实现“共存安全”的同时强调“共生安全与发展”,在关注当下安全的同时也注重安全的未来。文章以边境安全的特殊性为视角进行研究,提出“共生安全”的新理念,并在“共存安全”和“共生安全”特性的比较中,探索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未来走向。
简介:“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成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
简介:2015年2月发布的奥巴马政府任内第二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美国的持久国家利益,关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总结了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与首要战略风险,突出了美国经济复兴与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认识到在价值观层面“内修”与“外展”的关系,强调了国际体系变革的必要性。这份报告表明奥巴马政府将继续秉持战略克制、责任分担与慎用武力的基本理念,展示美国护持霸权地位的决心与手段。就涉华内容来看,美国延续了一贯的对华政策基调,但也表达了更多更新的战略关切,反映了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
简介:“共享安全”理论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安全理论体系和话语权的有益探讨。“共享安全”理论具有充分的历史哲学依据,《周易》中“保合太和”“协和万邦”的思想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阴阳协调、对立统一的宇宙观;儒家哲学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以“共建”“共存”和“共享”为核心的安全观;而践行中庸之道,则成为“共享安全”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和平主义外交理念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和平、和谐与合作安全的政治思想基础。东亚传统的安全体制体现了东亚国家在安全利益上的“共依”“共存”“共建”和“共享”,从而为“共享安全”理论奠定了东亚史上传统的安全和外交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行的安全政策进一步为“共享安全”理论提供了安全和外交实践,其中作为“共享安全”实践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亲仁善邻的外交政策,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的准绳和基本原则,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建”和“共享”安全的和平主义战略价值趋向。
简介:中国和日本都在实行某种总体上对于对方的战略“双轨”方针,一方面谋求在有限程度上改善关系,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战略对峙和战略预防.中国需要进一步稳定目前的中日关系,继续缓解对抗,防止军事冲突,同时依靠缓解对抗来阻滞日本行进中的解禁集体自卫权进程.美韩两国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定导致中国强烈愤怒,中韩关系随之急剧和显著地恶化.然而,争取和维持韩国对中国的基本或起码友善这个重大利益依然存在,它密切地关系到防止和制止朝鲜半岛成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军事堡垒,因而中国对韩国要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尽可能不主动损伤中韩关系多年发展造就的每一项已有的重大成果.中国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六项很经久的核心利益或重大利害,它们都对中国至关紧要,因而总的来说不能扬此抑彼,更不能舍彼取此.必须估计到,朝鲜问题上对中国总的来说有利的、基本和平地解决问题的时机早已过去,今后该问题的前途对中国来说都严重不祥.因而,从长远出发特别重要的是,对朝决不将任何基本的事情“做绝”,防止或阻止朝鲜持对华持久敌视态度;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容许美国和美韩同盟在军事上控制朝鲜半岛北部.
简介:对于东南亚地区新兴民主国家或者正在历经民主化的国家而言,通过宪法改革进程实现文官对安全部队的控制,一直是一项重大挑战。政府试图建立或巩固文官控制体系,但往往会遭遇政变或者政变的威胁。要想把约束安全部队冒险主义的法律条文正式写入宪法,总会要做出各种妥协,多则授予军队相当程度的决策权,少则给予士兵刑事追诉的豁免权。最终,要用宪法把安全部队与政治生活融为一体绝非易事。本文以两个国家为案例,对“有缺陷的民主”(“defective”democracy)问题进行探讨。在这两个案例中,安全部队均已按照文官执政的宪法框架朝向更加融入的格局发展。本研究提出了4个问题。首先,在文官领导的宪政之下,安全部队是怎样实现体制化的?其次,他们的历程有何不同?第三,目前安全部队又在多大程度上被授予各不相同的权限?第四,基于过去的经验,文官控制制度怎样才能长久持续下去呢?本文认为,宪法变更通常应征得安全部队的同意,而不是文职官员们的非正式谈判和妥协。而事后,最初的谈判可能或多或少遭到安全部队的干预,这是基于3个变量:独裁主义传统不改,文官群体相对一致抵制安全部队,以及环境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