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简介:两汉三国吴时期,以“算”为单位向15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徵发赋税和徭役。“算”不仅意味着有交纳赋税而且有服徭役的义务。“算赋”意为“以算课徵赋税”,而非单一税目。算赋不仅包括每年120钱的人头税,还包括吏俸、转输、缮兵等各种杂税。赋役场合的“事”为动词,意为“服事”。长沙吴简“口。事。”的“口”指户内家庭人口总数,“事”指有赋役义务的口数,包括7—14岁交纳口钱的口数和有“算”义务的口数,相当於後代的“课口”数;“算。事。”的“算”指有“算”义务的口数,“事”和天长汉简的“事算”一样,指实际服“算”的口数。“算”、“事”簿籍按月统计、制作。
简介:2006年1月14日,由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变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东京举行,会场设于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会长、日本大学通信教育部部长高纲博文教授,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小浜正子教授等日本上海史学者对本次研讨会做了精心的筹备工作,并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周武研究员、马军副研究员、葛涛助理研究员出席。会期一天,分别由两位日本学者和两位中国学者进行报告,由资深日本学者予以点评。进行报告的中国学者是周武研究员和马军副研究员,日本学者是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金野纯和东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大泽肇,葛涛助理研究员担任现场翻译。
简介:陈国生《论农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若干误区》(《安徽史学》1997年1期)一文是一篇选题十分好的论文,对农业经济史研究的误区可谓切中时弊。不过,作者在撰写中却走向了另一个误区,即论文的一些主体结构和1600多字完全是抄袭他人论文和文稿。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的写作完成,是国史学科体系和构建国史中的社会史的基本框架的创新之举。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的历程、特征和规律,这里的"社会"是个与经济、政治、文化等相并列的"小社会",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管理、民生和社会事业、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社会思潮)等。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出发,新中国社会发展史也就是围绕民生主线开展的社会建设史,据此可以梳理出新中国社会进步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新中国60余年的社会发展历程,成就突出,问题也不少,但是除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失误和指导思想出现偏差以外,存在的问题大多是发展不足、不平衡造成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便是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断进步的过程。希望这本即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能够对丰富国史、党史的学习有所贡献,也能够对推动中国今后的社会建设、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