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宋明理学影响下，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管控由原来带有原始民主色彩的社会基层组织发生了变化，由宗祠自发的救济扶贫行为变成了主要为有组织、规模的，有政府介入的社仓等救济组织；乡村治安，保甲制逐渐代替了个人防范行为；石牌法、“款约”、“埋岩”等习惯法也终究被充满理学道德理想主义的乡约所替代。

简介：“尧母门”发生于汉武帝晚期,对西汉中后期政治格局以及政治史观产生了深远影响。“尧母门”与“巫蛊之祸”密切关联,使西汉中后期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西汉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并使中央集权的“嫡长子继承制”被打破,国本动摇,开启了西汉中后期外戚专权的政治格局。汉昭帝时,公羊家眭弘提出“汉家尧后”思想,这无疑受到了汉武帝“尧母门”的影响。武帝视昭帝为尧,“汉家尧后”思想正源于此。“汉家尧后”思想的提出,实际上是要用尧的火德代替汉武帝的土德,它使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史观产生了根本变化。

简介：2005年6月17日,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学研究所与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汉学研究:海外与中国"学术座谈会在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会议厅召开.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教授主持了会议,韩经太教授做了中心发言.此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联络在京的学者,研讨汉学研究近期在国内外发展的有关态势,及如何加强汉学研究界学者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以共同推进汉学研究的进展.会间,被邀专家与北京语言大学的学者们在汉学研究这一学术领域内,展开了广泛与深入的交流.

简介：19世纪是法国史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究其原因，既有法国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也与这一时期法国史学对近邻德国的学习和借鉴有关。斯塔尔夫人的《论德国》最早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介绍给法国人，此后，基内与库赞在将赫尔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哲学引入法国上着力最著。兰克为代表的德国实证史学在主导19世纪德国史学研究的同时，也于法国史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莫诺、拉维斯、瑟诺博司为首的法国史学家在借鉴兰克史学的基础上，推动法国实证史学在学科化与专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

简介：1931年,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牧野巽发表长篇论文《〈故唐律疏议〉制作年代考》,提出现存《唐律疏议》不是制定于永徽四年（653年）,而是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新说。新说发表后,日本学界震动,并很快接受,成为定论。1978年以来,仁井田陞、牧野巽的新说也引起中国学界的空前关注,但与日本相反,不是广为人们所接受,而是受到了强烈质疑,杨廷福、蒲坚等各自撰文予以反驳。不过,检讨中国学者的回应,我们发现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甚至仁井田陞、牧野巽在论文中涉及的某些问题都根本没有触及。《唐律疏议》的制作年代是可以讨论的,其他学术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但任何讨论都需要恰当的方法,严密的逻辑和过硬的证据,而在这些方面,我们中国学者还需要加油。

简介：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中就已经初具雏形了,但是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则是在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之后才逐渐形成,尤其是与格劳修斯、斯宾诺莎、洛克以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简介：面对激烈的旅游竞争市场，怎样才能维持旅游APP用户E-忠诚对运营商来说至关重要。文章以青岛为例，将信任、感知价值、品牌形象、服务质量和满意度五个维度作为旅游APP用户E-忠诚的影响因素，采用调查问卷方法，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信任、感知价值和满意度对旅游APP用户E-忠诚有显著直接正向影响，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对用户E-忠诚有间接影响，并通过满意度对E-忠诚产生正向影响。

简介：16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这一变化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而清初的＂迁海＂政策也对该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界＂之后＂粮户归宗＂的举措,则导致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的普遍出现。

简介：杨孝容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1期上发表文章，提出作为民国时期佛教最高学府和中国佛教教育中心，汉藏教理院对地方佛教特别是重庆佛教的影响深远。据作者统计，汉藏教理院在重庆办学18年（1932-1950），共招收学生500名以上，在生源地明确的399人当中，约77％的学生来自川渝，具体到重庆当地，则先后有135人曾到该院就读，分布在27个区县。也就是说重庆现今38个区县将近四分之三的区县有汉藏教理院学生。汉藏教理院对佛教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该院为重庆培养了大量佛教人才，促使兴办佛教教育，还体现在因其地处重庆，给当地佛教道场、佛教社团、弘法模式带来的改变，包括直接接入其中，如对南川及金佛山佛教的影响便为一例。

简介：为研究社区居民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对沈阳市沈北新区石佛寺朝鲜族锡伯族乡进行调查。采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对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度、社区居民对旅游产生的环境影响感知、经济影响感知以及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等方面展开调查。运用SPSS软件和EXCEL软件对问卷进行数据分析。针对社区居民旅游规划开发了解度低、居民旅游参与意愿大但参与途径有限等存在的现实问题，政府应加大信息的公开度，建立相应的开发模式。对于像石佛寺这一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地，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拓展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通过社区居民关于旅游影响感知的调查，为乡村旅游的规划开发提供真实性的建议。

简介：20世纪的科技发展，更新了史学家的史学观念，提升了历史学的科学性；扩大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内容；引进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发展了史学方法论；开辟了新的史学信息来源，增加了新的史料类型；改善了研究手段，繁荣了历史学的表现形式。在20世纪科技发展的影响下，中国历史学获得了整体性的进步，不仅使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发生了质的飞跃，而且也提升了历史学的价值与功能。

简介：本文认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在文明化的初期阶段,这里更多的吸收了周边地区各种文化的一些因素,在夏商周时期逐步成为文明中心.作为文明中心,它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方面,即社会的观念形态和礼仪制度等方面;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体现在文化的表层层面,即物质文化产品的基本形态方面.文明中心的进一步强化,使中原文明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表现形态.

简介：在清朝建立以前,内蒙古地区就已经有了少量内地汉民迁入垦殖。清朝以来,内地民人大规模迁入蒙地垦殖,其粗放的经营方式和无序的活动,对内蒙古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简介：本文利用“西部省份社会与经济发展监测研究”数据,比较分析了转型期维吾尔与汉族的教育分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维、汉民族的教育分层主要集中于初中和高中升学阶段。大学升学率上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城乡和阶层之间,民族不平等因政策因素基本消弭。统计结果显示,两个民族的教育不平等大部分是由民族人口的城乡分布不平衡、阶层结构（或家庭背景）差异所致,但民族文化与学校文化的兼容问题及教育理念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相对而言,维吾尔族人口内部教育获得的城乡、阶层分化比汉族更为明显。因而,维吾尔族教育问题既是社会阶层或城乡问题,也是民族问题。要想实现各民族共享发展,还是要从改善广大中下阶层的受教育环境做起。

简介：文化因素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在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中，儒家文化、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新教文化分别对东亚地区、拉丁美洲地区、欧美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文化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既有可能阻碍国家的发展，也有可能推进国家的发展。日本、新加坡等部分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利用政治手段对本国文化进行了改造，使其与国家的发展相适应，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崛起。因此，文化是可以被政治力量改造和重新设计的，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而文化的改造方式和程度取决于政治决策者的意图和改造能力。

简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对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样的民族主义浪潮使世界地缘政治版图进一步碎片化;导致的恐怖主义,构成当代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一个重点;民族主义的发展,引起国际社会对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少数民族生存状况和合法权益重视与保护。展望未来,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排外主义浪潮、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这三个发展方向将引人关注。

简介：现代派大师马蒂斯说过：＂剪纸是表达自己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在现代剪纸教学的课程活动中,往往是由教师讲解从古至今以及不同区域的剪纸知识、技术、艺术特色等内容,使学生们能真正认识到剪纸的艺术内涵,并就此产生一定的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创新意识。

简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乃至世界的包容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更给福建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为探究海洋文明，推动福建发展，2015年11月21日，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福建省闽南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在福州举办“福建与海上丝绸之路”研讨会。

简介：群众文化活动对于基层社会管理工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因为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就是群众,只有增强管理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交流,才能提高基层社会管理效率,推进基层文化的发展,优化发展模式,所以,在基层社会管理过程中,相关管理部门要对群众文化活动加以重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简介：学界目前对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分期的认识尚不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的认识,有多种不同起点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在“化”上,其起点应该是从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革命失败以后,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及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标志着党已经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探索;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对全党的统治,则导致了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正确方向及其所取得成果的否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挽救了党和红军,也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伟大转变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突破,并进而在指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实践中成功推进了这一事业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