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战后天津的摊贩问题超越了单纯的摊商冲突,在中共动员和媒体渲染之下,发展成为拷问政府治理能力的社会冲突。为应对冲突,国民政府将其社会治理的主导话语由建设转为维稳,并不遗余力地调和摊商矛盾、防范中共动员。但在内战的背景下,社会整体呈现倾颓之势,社会冲突无法得到根治,政府的基层治理也必将陷入困顿之中。

简介：保甲制度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农村基层控制制度,户籍管理是其基本功能。20世纪9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保甲制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对保甲户籍控制的研究尚待深入。解放战争时期河北省政府在农村基层推行保甲户籍控制,建立以多重、立体监控为特征的保甲户籍控制系统。它具有设计的周密性,实施的强制性、残酷性的特点。河北的保甲户籍控制并没有达到设计者预想的效果。

简介：传统中国政治哲学甚重天人感应,将日月交食等自然天象的变化,视为与现实人事相互关联的休咎征兆。由此衍生出一套复杂的交食应对礼仪,历代相沿不辍。光绪庚子,八国联军入京,钦天监衙署几近全部损毁,法、德两国劫走并瓜分北京观象台仪器。次年辛丑,日有食。清廷除了因循旧礼,救护日食;更要依照国际惯例,与列强谈判斡旋;而内政纷乱如麻,民变四起;又值柱国重臣李鸿章病逝,可谓祸不单行。清廷深深陷入＂救日＂与救国的双重危机之中。本文详考此次日食始末,涉及官方与民间、中国与西方的预测、应对、记录及诠释。并借以指出,传统中国看似荒诞的交食救护典礼背后,其实蕴含着沟通＂天人之际＂的严肃意涵和现实意义。交食救护的有序展开,有助于建立政权合法性、维护绝对君权和明君形象,甚至有助于在历法和礼仪层面,展现朝贡体制中＂天朝＂宗主国受命测天、代天宣命的权威和尊严。因此,即便晚清民间已晓悉交食成因,对官府救护日月极尽嘲讽揶揄,交食救护制度与礼仪仍能维系不辍。

简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生态和经济的关系方面有着独到的理论洞见。“物质变换”的生态经济系统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生产方式绿色化的经济理论前提;生态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是生产方式绿色化的根本经济理论依据;循环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的具体理论形态,也是生产方式绿色化的主要理论模式。传统经济学判断具有片面性,政治经济学需要弥补传统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缺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是符合生态要求的经济学。

简介：清末民初的士绅阶层是行动上较为活跃，政治上又极为迷茫的阶层。山西崞县籍士绅梁善济，是清末经历科举考试跻身上层的最后一批传统社会精英之一。感受到先进制度、接受过先进教育，并在新思想的指导下走向政治改良的代表人物之一。以梁善济为例，透过其曲折的经历，分析其在社会大动荡时期，个人思想、行为发生的变化，反映传统士绅在社会向近代转型时的路径选择。

简介：地名是人们感知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与空间建立特定联系的重要手段。不同的群体基于各自的立场,往往具有不同的地名观,形成'土名'和'正名'并立、'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共存的现象。对地名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发掘蕴涵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逻辑。福州历史上的城门名、街巷名和弄堂名,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地名生产与变动机制:城门名由官方主导,传递着正统的价值观,起着维护政治权威和强化官方统治的作用;街巷名则是官方与民间长期博弈的领域,呈现出'正名'与'俗名'二元并存和互相竞争的态势;弄堂名是'土名'的世界,官方无意也无力对'土名'的生产和使用加以干涉。福州地名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逻辑的理解。

简介：2000年7月，曾见两枚北魏墓砖。一枚完整，刻“王礼斑妻舆”五字，28×13．3×4.5—5厘米；一枚下残，仅存“王斑”二字，15．5×16．5×4．5厘米。据云是在大同城东南十里左右的智家堡沙场弃土中发现的。当时我只把它当作北魏平城时期的一般民间志墓砖，故未作详细介绍。

简介：<正>“军事北伐,政治南伐”是北伐战争时期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标志着一个历史性的挫折。对此问题的研究,向为学术界所重视。但由于以往绝大部分论者多着眼于政治角度的评议,忽略了对该事象特殊形式及其内涵作深入分析,也由于以往若干年中,政治评议又仅仅

简介：1990年台湾地区“国是会议”是在世界民主化浪潮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日益提升、国民党内纷争不断和党外反对力量壮大、岛内中产阶级崛起和社会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讨论了“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宪法（含临时条款）修订方式”“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等五大议题，达成终止“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资深国代”退职、开启“宪政改革”、增进两岸交流等共识，使台湾涌现出一批至今仍活跃在政坛的人物，是台湾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虽具有政治协商的形式，但带有明显的政党协商色彩，对岛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两岸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一定影响。

简介：<正>王稼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于1931年初到达中央苏区,一直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在任职期间,继承和发扬了古田会议的精神,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和健全红军政治工作制度。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立、发展,积累和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保证了红军的壮大和第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对我军政治工作作出重大贡献。本文根据王稼祥有关著述、文电等文献档案材料,作一简要考察。

简介：本文主要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的研究对象、内容、目的、意义、思路与框架等基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绝不是对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内容的简单裁切，而是从政治的角度，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全过程。本文认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既要从国史的大背景出发，又要特别注重从政治史角度反映国史发展的大脉络、主题主线、各个时期阶段性特征；既要对新中国重要政治人物、重大政治事件有客观论述，又要注意历史的联系，对客观史实进行概括和提升，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突出政治发展的时代性、规律性。

简介：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焦点一直放在精英思想如何影响了政治，但对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则研究甚少。对《国民公报》的政治讽刺专栏“虚虚实实”的探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角度观察辛亥革命后的社会转型。“虚虚实实”在民初成都的出现，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成为当时政治表达的空间。人们不得不使用这样一种间接的方法，批评政府及其政策。通过使用许多幽默的故事，这个专栏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表达了严肃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样不仅避免惹怒地方政府，还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个专栏涉及到各种主题，从战争、军阀、暴力，到城乡差距、社会习俗、新旧文化冲突。从本专栏的这些短文，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和民国初年其他政治运动，导致了政局不稳，也促使城市市民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之中。

简介：重视农牧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青海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是实现农牧区社会稳定的客现需要;要对农牧区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于对他们思想状况的了解和研究;当前的现实环境,要求青海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切实加强艰苦奋精神的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加强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教育.

简介：地方志源远流长,两千余年赓续不断,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保存的历代旧志有8264种。近年又时有发现,实际数字已达万种10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传承中华文明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认为,中国的地方志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

简介：从1939年到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曾数次独立举行对黄帝与成吉思汗的祭祀典礼。这两项祭礼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帝王陵寝祭礼,而是被设计成象征威权体制、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现代政治仪式。经过数年延续,二者成为新的革命礼仪传统。其所展示的操演策略与社会动员技术主要模仿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相关仪式。在对黄帝、成吉思汗的符号建构与仪式象征的运用上,边区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始终存在竞争态势,其实质在于两党政权正当性的冲突与对抗。在国共两党的政治弈局中,边区政府的成吉思汗祭礼有力增进了蒙古族对中共政权的认同感,而黄帝祭礼则生动展演了中共的民族主义策略与威权政治体制。这两种祭礼的运用,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中共在局部执政时对政治进行仪式化运作的机制与效能。

简介：民国初年,名士章太炎曾被袁世凯政府软禁于北京3年(1913—1916),负责执行监控任务的京师警察厅留下了较为详细的档案记录。本文依据现存档案初步还原了警方监控章太炎的过程,通过观察警察执行监控任务的日常细节,可以了解民初警察制度的运作实情以及警察参与国家政治的态度和作用。

简介：周鲠生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尤其专长于国际公法。他一生服务教育,著书立说;虽然没有以学者身份从政,却利用参与政治献言献策的机会将研究所得应用于实践,促进学理和实务的融合。一周鲠生,名览,1889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四岁丧母,十岁丧父,随祖父成长,十三岁时考取秀才。后在谭延闿创立的湖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好学不懈,成绩名列前

简介：一1945年6月2日,周鲠生乘飞机回国,经纽芬兰、摩洛哥、埃及等地到印度加尔各答转机;候机五天,于12日深夜回到重庆。到渝后,'为讲演、开会、应酬及会客所忙杀,至以为苦'。1945年6月26日,行政院决议周鲠生继王星拱任武汉大学校长,7月周鲠生正式接任,'无日不为武大事操心',

简介：

简介：文化因素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在世界的现代化历程中，儒家文化、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新教文化分别对东亚地区、拉丁美洲地区、欧美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文化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既有可能阻碍国家的发展，也有可能推进国家的发展。日本、新加坡等部分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利用政治手段对本国文化进行了改造，使其与国家的发展相适应，从而实现了国家的快速崛起。因此，文化是可以被政治力量改造和重新设计的，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服务，而文化的改造方式和程度取决于政治决策者的意图和改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