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世纪下半叶以来,政治家们越来越强调政策制定应当有可靠的依据,在这种背景下,政策分析成为了一个新兴的学科。最开始使用政策分析的主要是国家核心部门,之后其他部门,包括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门,都开始使用这一方法。政治分析使得文化政策能够产生预计的效果。但是,在确定新的计划和策略以及研究文化政策研究机制时仍然存在许多障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倾向对文化政策研究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以下几种观念中:(1)政府经常将艺术完全当做是国际利益的一部分;(2)文化政策没有被当做一种公共政策来看,一般都认为文化政策针对的是文化领域,文化领域中人们的行为是自发的;(3)由于文化领域中各个部分存在显著的功能区别,因而文化是一个特殊的部分,具有自我再制能力,对其进行观察本身可能就是一种干扰;(4)文化行政管理需要复杂的管理手续和审计流程,这是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原则;(5)在对公共资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同行审查机制很容易被误用,成为政治家无视文化领域的托辞。本文认为,以上五点导致文化政策过于被动,文化研究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为了去掉文化政策的神秘感,制定文化政策时需要更多的事实依据、数据和其他证据。通过协调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文化活动参与者的内部和外部各个不同部分,能够促进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去分化过程,减小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差距。本文以斯洛文尼亚的现状为例对本观点进行了说明和阐释。
简介: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早在1941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宣传会议上的报告《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及其努力方向》,随后1942年1月又倡导召开了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同年的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年的邓小平身处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太行山区,毛泽东则在敌我对峙线的边缘、相对和平的后方基地--延安.对比两个座谈会和两篇讲话,我们能够发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两位伟人,在文化方向、文艺创作问题上的看法惊人的一致,并且两个座谈会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内存的联系.揭示这种联系,我们可以深刻地领会毛泽东、邓小平的讲话对当时的新文艺运动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革命家与文艺家对话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