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的关系问题,是文艺界一个必须认真解决的问题。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对文艺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创作必须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所肯定并倡导的问题。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也历来重视创作自由。诚然,在一段时期里,尤其是“文革十”年中,艺术规律得不到遵循,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受到许多“左”的禁锢,创作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纠正了“左”的、包括文艺方面“左”的错误,进一步重申和倡导了创作自由。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上,重新强调了列宁的“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这一
简介:近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式逐渐成为探究的话题,虽然系统研究者不多而且滞后于其它学科,但将视野从客体转向主体及其研究模式毕竟是逐渐深入的体现。必须指出的是,不少探讨仍旧囿于既有的文学史观视野,对方法论、思维模式、参照系统等探究的学术史意义缺少充分的认识和理论自觉。这其中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中提出的“范式”(paradigm)理论影响较大,学者们在借鉴时虽能注意到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同,但对其内在缺陷认识不足。“范式”理论把研究的重点从知识体系转向研究主体,注意到了范式选择的社会性,强调研究不能脱离研究史以及一段时期内研究的稳定性和内在制约性。
简介:九十年代以前,学界大体认王元化是学贯中西的文艺理论家。然学界大多忽略,真正纵贯王元化文论演化七十年的思辨方法,是源自前苏联的"日丹诺夫主义"。王元化撰于1939-1940年的《鲁迅与尼采》、《现实主义论》证明"日丹诺夫主义"是其初述文论的理论基点。以1943年为时间起点的"第一次反思",表明王元化开始质疑"日丹诺夫主义"有掩抑作家人格力量之嫌,但并未提升到方法论水平去否定"日丹诺夫主义",这就为其六十年代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全线复活"日丹诺夫主义"埋下伏笔。1976年王元化从黑格尔美学觅得"知性不能把握美"与"情志"两大命题,本可在理论上一举掀翻"日丹诺夫主义"的文艺"本质论"和文艺"功能论",从而成为改写中国现代文论史进程的领军人物,但因其当年受囿于"日丹诺夫主义"的那块反映论哲学短板,故痛失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