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人类20世纪所经历的悲剧事件中，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外还有许多次武装冲突。其中的一次险些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就是55年前的1950年6月在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与世界第三大国——共产主义中国在这里发生了战略利益冲突。

简介：

简介：束锦、闾小波在《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撰文认为，巴黎公社影响中国革命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政党精英的认知进而作用于政党领导下的革命运动。作为较早体认巴黎公社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总结了巴黎公社对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及其留给后继者在组党和革命过程中的教训。在军事斗争与苏维埃政权建设中，毛泽东将巴黎公社的诸多元素转化为革命道路上的行动指南，对巴黎公社这一独特的政治资源进行了本土化的开发与运用。

简介：人是时间一历史性存在，因此历史问题始终构成哲学的基本论域而需要我们予以持续回应。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最大智慧并发挥着恒久的实践效应，在于它基于生存一本体论维度而非近代认识论意义，在人类始终遭遇并在资本主义社会急需破解的自由实现问题上提供了新的历史分析视角。这体现在它不同于历史不可知论、历史实用观、神学唯心史观、先验理性史观以及人本学唯心史观等传统西方历史理解范式，而是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作为历史展开的前提，揭示出历史的动力在于由分工导致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由此才展开所有制的不同历史表现形式及人的不自由程度加深的现实，进而指出共产主义的运动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作为实现历史目标的主体地位。正是在历史的前提、动力、目的、主体及其实现路径等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上实现了革命性变革，历史唯物主义才彻底改变了人类理解历史的图景。

简介：福利平等是当代政治哲学中的一种重要的平等理论，人们围绕其展开了激烈的纷争与对话，共同勾画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平等理论图景。当代很多政治哲学家对福利平等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完全抛弃了福利平等，并建构一种替代性的平等理论，即资源平等理论。理查德·阿内逊和G．A．柯亨并没有完全抛弃福利平等，而是试图对其进行修正，分别建构了福利机遇的平等理论和可获得的利益的平等理论。实际上，无论通过对福利平等的替代还是修正而建构的平等理论，都没有成功地将责任纳入平等理论的考量之中。

简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理解并贯彻落实好这两大战略，有必要追溯“小康社会”与“从严治党”的提出过程。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小康”目标后，1985年中央首次正式提出“从严治党”。二者自最初产生就紧密联系，都包含着丰富的实践进程与理论突破。从1979年到1987年，“从严治党”与“小康社会”一起经历了共同迈进的三个发展阶段。回顾这一历程，可以明显地看到推动党建理论创新、加强党的建设，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和积极促进作用，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

简介：20世纪60年代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生成与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壮大。它不仅回应与解构了以吉登斯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生产之境”的质疑，而且指出以技术、信息、设计等非物质性因素为特征的“空间经济”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延续的新动力，有效地缓解与转化了经济危机。这不仅促使历史唯物主义发生了空间转向，而且使社会批判理论转向了“空间生产批判”，并指出空间资本化的内在悖论预示着晚期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界限。可以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从根本上遵循了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并最终与马克思的解放政治目标一致，它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自我丰富的体现。

简介：政党文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性和明显的纪律性，深刻地影响着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政党文化既是维持党内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发展的精神动力。为此，在培育政党文化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过程中，要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切实把握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做好配套的民主制度的建设。学习邓小平对党内民主与政党文化关系的论述对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灵魂、统领和生命线，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立足于和谐文化建设。和谐文化重在建设，关键在党，重心在宣传教育，着力点在群众的文化生活创新，突破口在消除影响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简介：邓小平文艺思想以改革开放之后整体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为精神实质，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科学内核，以强化文艺诸种社会功能协调发展为基本目的，从而具备了逻辑的周密性、理论的包容性以及明显的现实针对性。正是由于其美学内涵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新成果，才使得邓小平文艺思想具有巨大的当代价值。

简介：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德法相济,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给德治以公度,给法治以良心,才能防止德治蜕变为人治、法治蜕变为权治。当代中国,熟人社会、人情社会的交往实践正逐渐减少,而陌生人社会、规则社会的交往实践正日益增多,社会交往实践的变化给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机遇。把二者结合起来,就要适应社会交往实践方式的变化,分别情境,各用其所,使情不越法、法不伤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就业问题突出起来，失业由计划经济下的隐性状态转化为显性状态，城镇失业率上升，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特别是90年代末期，国有企业改革分流出大量的下岗职工，就业问题一度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尖锐问题。党和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施了再就业工程，情况才有所缓解。

简介：新版的《江泽民文选》中收入了江泽民同志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论述文献有近20篇，集中反映了江泽民同志的科学技术思想。她与邓小平的科技观有着主要内容上的一脉相承，但又在侧重点上、实践措施上、解决问题的切入点上有着一定的迥异，这主要是因时代发展和社会矛盾不同等客观原因造成的差异性。她与邓小平的科技观一起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制订科技政策的指导思想。在我们今天推进创新性国家建设的进程中，学习江泽民的科技思想，无疑更具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简介：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在广西右江地区共同领导了百色起义，随后建立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邓小平担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政委。百色起义期间，邓小平参与了起义的全过程、反“围剿”和根据地建设，推动了当时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在起义期间及以后的革命斗争中，邓小平多次总结和回顾了起义的艰苦历程和广西人民在起义中作出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从多个方面对百色起义进行了回忆和评价。

简介：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恩格斯限于“经济关系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而马克思则进一步推进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思想。这种差异反证了马克思才是创立唯物史观的第一提琴手。

简介：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政党以整个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的,而工会在进行经济斗争时必然会感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阻碍和压力,但是它们不会发展成为政治组织,而是要寻求政治组织的支持。特别是随着第二国际的成立和发展,工会成为社会主义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会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但工会的活动范围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社会主义政党则力图在政治上对工会施加影响。两者之间一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联系和合作,工会仍旧是支持社会主义政党的主要力量。

简介：毛泽东一生,登攀书山之路,别具风景。在他看来,读书始终是革命者、建设者的必修功课。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透过这些书目,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在不同时期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这当中,也反映出他对当时现实问题的关注所在。可以说,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是毛泽东一生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方法,促成了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思想理论建设、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途径。

简介：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他的最大的历史贡献就是破解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的论断。邓小平破解中西关系的理论基础是'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邓小平得以破解中西关系有三个值得考量的原因:一是邓小平青年时代赴法国勤工俭学成为他认识西方现代化的起点;二是出访东南亚、日本和美国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三是在市场经济中找到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平台。邓小平关于勇于向前看、创新理论和构建新型政党外交关系的政治智慧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简介：毛泽东是政治家,又是读书人,两种身份的结合,自然使他把书作为动员和宣传工具,作为理论创造和思想普及的工具。在历史发展关头,在重大问题面前,他总是推荐一些有现实针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透过这些书目,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在不同时期自己阅读和希望人们阅读的重点,这当中,也反映出他当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所在。可以说,提倡读书,亲自编书、荐书和讲书,是毛泽东一生习惯运用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的这种政治领导风格和方法,促成了党内浓郁的读书学习气氛,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思想理论建设、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途径。

简介：由于拥有大众传播等传统传播方式难以企及的传播路径数量优势，网络传播一方面推动网络舆情迅猛发展，改变微观政治场域的信息结构与博弈格局，形成舆情信息传播的新样态，带动宏观政治生活世界发生深刻变迁，构成公共权力运行更加公开透明的压力和动力，一方面也使公共权力中心把关成本上升，把关收益下降，难以实施彻底有效的舆情管理，不但给其传统的政治沟通与社会治理方式带来重大冲击，也给其维护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努力带来全新挑战。在此背景下，树立源头治理、合作治理的基本取向，主动适应、吸纳、整合、引导民意，发挥对话、沟通与协商的积极作用，调动社会自主治理的潜力与活力，提升公共决策的民主参与和三公水平，形成激励相容、利益共享的分配格局，构建网络治理新常态，应成为推进网络传播时代政治沟通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基本原则和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