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成都”名称的含义解释一直颇为棘手。尽管自宋以来,关于成都名称的解释已不下十种,但没有一种解释能够令人信服。由于早期蜀地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且古蜀人的语言“颇与华同”,成都一词当就是古夏(汉)语。成都名称约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晚期(战国晚期)出现,其时“成”的读音可能为端纽耕韵,“都”的读音可能为端纽鱼韵。汉代西南地区的“×都”地名,是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成都即得名于附近的“滇池”,滇池、成都二名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是水体名称滇池的转化。滇池就是“天池”的意思。滇池、成都名称最早的文字书写者,是战国晚期楚威王时进入古蜀国的楚人。成都一名由来与含义的破解,对于古代成都平原自然环境、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新认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
简介:本文以《汉旧仪》所录西汉末年大司徒向计吏宣读的“敕”所含控制厨、传等改善条件、增加接待膳食标准为綫索,根据出士简牍与文献,推算出西汉末年全国传舍与置的总数,并以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的记载为标准,据各县、置在交通才中的位置,对不同县、置的接待量进行了细分与统计,估算出西汉末年一年使客住宿的日子数量与消费的粮食、鸡的数量,以及其中使用的马匹所耗粮食的总量。基于此,据悬泉汉简,归纳出当时导致额外开销的四点原因,并分析了开支难以控制的深层原因。指出这类机构乃是广土众民的帝国存在所不可或缺,使用者与管理者日久了解其运作漏洞,假公济私,导致开支膨胀,上级的监督乃至皇帝的诏令则日渐失效,月累年积,传置机构不堪其负,和帝国一道走向末日。如此过程反反复复,直到清末。体现了官吏群体与皇帝、帝国体制之间的长期博弈。这种“反复”构成中国历史中延续与不变的一个侧面。
简介:人命案件是清代州县最重要的行政工作之一,法律上要求州县正印官员遇到人命呈告时,既要十分审慎,又要及时勘验审实。而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如图赖、假命案等,对地方社会产生了深重的扰累,虽经清代不同时期不同官员的多方改革、调整,都无太多的起色。其难予以全部消除的重要原因,在于胥吏层的薪资太低,且又出身本地,长期盘踞衙门,命案勘验成为他们向民间需索钱财的途径。而短暂莅任江南的州县官员,根本不可能在有限的任期内清除这些问题。律法上的制度设计和要求,与实际行政的距离相去太远。就江南地区而言,命案尸场工作中勘验官吏对乡村的需索、图赖的盛行等,都与制度规范相违背;对州县命案勘验工作的大规模整顿工作,最终出现在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并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
简介:本文运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与验证性空间数据分析探讨了2005年-2013年中国市域入境旅游流增长收敛、溢出效应的时空特点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入境旅游流分布呈不同层级的"中心-外围"格局,港澳台客流东南向西北递减,外国客流由沿海、沿边向中部不断填充;②旅游流增长空间自相关,高增长率地市集中于中西部,供需结构的优化推动中西部入境旅游的快速发展,缩小与东部的差距;③旅游流增长率满足绝对与条件收敛假设,中西部初始值低,后续增速较快,东部初始值高,后续增速放缓;④旅游资源、经济外向度、与京沪穗的距离这三大全域型影响因素的作用最显著;⑤空间外溢效应具有距离敏感性与市场差异性,对客流的促进作用大于资金流,对外国人客流的促进作用大于港澳台。本文提出加强与京沪穗及边境国家的合作、完善旅游空间网络体系、关注游客偏好动向,延长停留时间等对策。
简介: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接连遭遇失败,于是转而锐意南进,谋求侵占南亚、东南亚地区。香港是其南进战略的重要一环。这对在香港进行抗战文化宣传工作和统一战线活动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的生命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周恩来时刻关注日本南进战略动向,深入分析研究,制定应变措施,指示香港党组织未雨绸缪,早作准备。香港沦陷后,他成功指挥了一场秘密大营救,将这些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悉数撤离香港,安全转移至大后方。这次行动部署及时周密,各方联动,并取得重大胜利,其中周恩来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秘密大营救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粤港党组织的壮大及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简介: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