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坎坷的历程,可划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阶段都充分反映了哲学对自身权利的诉求及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融合。当代中国哲学正在逐步摆脱某些不必要的干扰,竭力恢复哲学的本来地位;同时,中国哲学家们也打开了对外交流的窗口,力图重塑传统哲学的形象。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以及由此带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形成,正是以哲学的特有方式演绎着中国百年来的现代社会的风云变幻,表达着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冲突与融合。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哲学表达在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充分表现为三个不同的维度,即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学术自身地位的迷失和寻求。
简介:邻避设施整体公共效用与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二元冲突是邻比冲突治理必须考量的核心问题,邻避设施公共效用的必要性强弱、设施局部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以及设施设址的环境正义伦理,应是决定邻避设施设址决策的关键变量,由此可以建立邻避设施设址决策净值的简约分析框架。环境哲学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基本逻辑要求应从严判断邻避设施负外部性影响的破坏性程度,变受害者负外部性影响举证责任为受控者否定性结论举证责任。虽然邻比冲突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无法确保邻避设施得以成功建设或运营,但政府引导的公民参与比将公民排除在邻避设施设址政策过程之外更为必要和理性。即便面临诸多质疑,补偿回馈机制对治理邻比冲突具有实践必要性和伦理正当性,有助于提高邻避设施设址接受度,能促进邻比冲突治理。
简介: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简介:<正>《周易》是本筮书时,人们要想从中获得信息,得到某些启示,就需要采用一定的方式来提取,使其显示出来,这就是卜筮。卜筮的方法多种多样,或简或繁。较有影响的是使用五十策蓍草卜筮成卦的方法,朱熹的《周易本义》“筮仪”中作了详细介绍。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的“成卦法”与“筮仪”介绍的大同小异,只是去掉了繁文缛节和“挂一以象三”的左右限制。以上方法,一是造成了阴爻和阳爻出现的概率不等,导致六十四卦出现的概率不等,即出现了阴阳失衡现象;二是运用以上方法,可以人为控制成卦,使卜筮变成筮师“参与决策”的过程,人的因素多于“神灵”的因素。明白了这些,就使《周易》的神秘色彩黯淡下来,
简介:万历以后的明后期,在我国的自然科学思想中,已经孕育着近代因素。这一因素出现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倡导实学和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进步思想之出现,以及传统科学走向大总结。自然科学思想中的近代因素,首先表现在数学方面。“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对数学作用的认识,排除了神秘主义的象数学,认识到自然界一切事物以“数”作为表现形式,且把“数”作为探求自然和检验客观事物规律“理”的科学认识之基础和方法,接近了近代实验科学的理论认识。运用科学观察和实验手段,是这时期不同于实用科学的又一重要表现。学科的交叉和综合,出现了大百科类型的文化巨子,也是值得注意的动向。因此,在明后期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前,我国的自然科学思想中已经独立地出现了近代因素,它也将缓慢地走向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