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中国农村现实社会中，“以农养政”是乡村社会“政府本位”和乡镇“汲取”体制的最深层次的基础，现行乡镇体制和乡村社会弊端的根源就是乡村社会的政府权力过剩，导致历次乡镇机构改革无法达到预期目标。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展开，“农不养政”的时代开始了；这为乡镇体制改革和乡村社会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为实现乡镇体制和乡村社会由“政府本位”向“民间本位”转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简介：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为团结国内力量,实现抗战建国,与各民主党派联合要求国民党改组政府,建立各党派平等参与的联合政权。然而,这一主张公布后却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极力围堵。与此情形相反,国民党进步人士、各民主党派、进步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众则对联合政府主张表现出了极大的支持。应当看到,联合政府主张之所以受到欢迎,既是因为人们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同时也离不开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传播历史和实践经验。

简介：作为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危机的产物，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共享着相同的时代背景，虽然二者的总体规划不尽相同，但在各自的主题化论述中却有着共同的关注点，我们将在意识形态与霸权、多元决定与政治自主性以及相遇与链接的对比研究中呈现后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尔都塞因素，呈现阿尔都塞的理论因素如何影响了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从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阐述阿尔都塞对当代激进政治理论话语的建构意义。

简介：马克思十分强调非理性因素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布鲁纳的发现教学也很重视非理性因素对创新的作用。而这正是作为一种竞技性的传统教育所忽视的。传统教育以对象性尺度为目标,舍本逐末,背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发现教学从实践出发,采用灵活多样的教育评价体系,积极鼓励受教育主体的主动学习,使教育过程真正实现人的内在尺度和对象尺度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和谐统一。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情感、意志、志趣、直觉、灵感等正向激发,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不断提升,进而达到极高的审美体验,这充分展示了教育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境界的追求。

简介：教育援藏有别于对口支援西藏制度体系下的其他部分，有自身独特的逻辑。谁援藏，在藏期间如何行为，是整个教育援藏的重心。本研究以高等教育援藏干部选派为分析对象，引入制度分析而非政策分析，关注制度过程中的组织因素，认为教育援藏首先是组织行为。以此基础对政策约束下的理性算计行为模式进行批评，提出援藏干部选派是组织权威、组织对援藏的意义构建、个人对援藏的理解和收益一成本计算互动的结果；在藏行为则发生在具体的组织情境和环境中，适当性行为取代个人理性算计。进一步，展现了高等教育援藏制度过程中的价值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冲突，突出制度绩效的长效模式而非短期逻辑。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认同问题不仅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形象,更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当前影响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认同的因素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教性和规约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流变性和重复性;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多源性和思想政治教育实效评价的模糊性。扭转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认同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形象,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关键。

简介：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虽然在具体表述上存在差异，但基本定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理论命题。理论界在解读这个命题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凡是市场能做好的都交给市场”．这句话可以说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语。我们认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有条件的，因而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存在交集的，这个交集面的大小与决定市场作用的条件的完备性有关。

简介：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大力发现储备年轻干部，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优秀年轻干部。”年轻干部有知识有文化，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是基层中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群体。激发基层年轻干部干事创业活力，对振兴乡村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简介：青年的思想特征反映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在社会变革期，青年价值观的变化相当显著。改革开放近30年来．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观经历了复苏与困惑、冲突与分化、重建与发展等阶段，并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就整体发展轨迹来看，当代中国青年的价值进步是显见的，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重要。

简介：不同于以往的见解,马克思通常将资本主义以后的新社会称为“联合体”(Association),并且在资本主义自身中发现了它的萌芽。本文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是如何理解“联合体”的核心内容,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又是怎样孕育了“联合体”的要素。本文首先从基础理论层面论述了联合体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联合体社会的“主体”不是“资本”或“国家权力”等外在力量,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和生产者”。另外,联合体本质上是以相互主体地、能动地、有意识地联合在一起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这才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怎样产生了联合体的要素(主体及物质条件),马克思又是怎样理解的?本文从此问题出发,并试图阐明这一问题的基本点。

简介：2006年9月21日至22日“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自由与责任：政府、企业和市民社会”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举办，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知名品牌“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一个分会，它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著名经济伦理研究机构：有经济伦理国际奥委会之称的“国际企业、经济学和伦理学学会”（ISBEE，该学会作为合办者派出了5位不同国籍的执行委员与会）、由国际高层企业家领袖组成的著名Caux圆桌会议、美国圣母大学、中国伦理学会、上海伦理学会等。国内外知名经济伦理学专家学者和企业家40余人与会并提交了论文。

简介：本文依据多阶段分层方法抽取了10省市的1500名公民为调查对象，在2011-2014年年初持续进行了三次问卷调查，考察公民国家认同感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感总体较高，但存在弱化倾向。其中年收入3万元以下、受过中等教育、职业为工人、农民等中下阶层人员的国家认同感显著高于年收入8—10万元、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为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等中上阶层人员。回归分析发现，改革开放成效评价正向影响公民国家认同感；教育机会公平感、司法公平感对国家认同感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不持续，表现出优势等级特征。这一结果表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公民利益需求、公平需求满足对国家认同的复杂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