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也不管是在刑法的四要件犯罪论体系还是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犯罪构成主观要素的证明一直是个司法难题。主观要素的证明在整个犯罪事实的认定中起着重要作用,涉及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定罪量刑等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中,除了阐述主观要素的直接言词证据外,还有通过外在行为表现来认定主观要件的证明模式。目前,司法实践中对犯罪主观要素的证明还存在主观要素证明过程不透明、事实推定定性不明等一系列问题。鉴于此,本文拟从刑事实体法与证据法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结合司法实例,来初步探讨司法实践中通过外在行为表现来认定主观要件这一证明模式,并分析其背后的逻辑原理和具体的证明方法。最后,本文就主观要素的证明体系的构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包括从事实推定到法律推定的规范化,案例指导制度的运用,判决书的加强说理及公开化。

简介：拍卖作为国际上通行的一种资产变价方式是典型的商事交易活动,亦是市场经济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最优制度选择。司法拍卖程序兼具公法与私法属性,以商事思维变革司法拍卖制度符合民事执行程序的效益和效率价值。通过革新我国司法拍卖的竞价机制、构建当事人自治主义的评估协商,在兼顾利益相关人利益下最大化实现执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简介：高校社会问责是公民和社会组织要求、质疑、督促、鞭策高校履行责任和义务的各种行动的总和,它具有不同于行政问责的内涵和特征。高校社会问责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参与决策型、社会评价型和问政追理型,其目的是促使高校权力的运行符合其责任的内在规定性,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构建高校社会问责制,通过社会问责来克服传统行政问责的弊端,应是我国高校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本文旨在对高校社会问责的基本问题进行分析,期望对高校社会问责制的构建有所裨益。

简介：传统民法将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二分作为法人分类的基础模式,然而随着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区分标准的趋同及新类型团体的出现,这种分类模式遭到了极大的批判,而中国现行的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二分的模式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欠缺科学性,理应摒弃。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二分模式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前述两种模式的问题,其分类标准更清晰,更能全面涵盖现有法人类型,在此基础上的再分类更为合理,法律规则也更具运行实效,因此应为未来民法典法人分类模式之首选。

简介：强制执行权是具有行政性质的国家权力,其与审判权的异质性是审执分离的理论基础。审执分离有相对分离和彻底分离两种模式,二者各有利弊,但彻底分离更加吻合我国审执分离的目的和司法改革的大方向。理清执行程序中的裁判事项与执行实施事项的边界,建立主管范围清晰、权责分明的审执分离制度体系,并在执行过程中顺畅对接审执程序,是该项改革试点的核心内容,也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按照＂审判的归审判,执行的归执行＂原则,常规执行事项的处理,执行措施的实施,以及建立征信体系等行政性执行事务,应交由执行机关负责。审执分离后,法院仍应保留执行裁判法庭,由其负责审理、裁判执行过程中发生的实体争议,并允许当事人就执行机关对重大执行事项和关键性执行程序作出的决定向其提出异议,以保证执行的公平、公正。

简介：标志性的刑事案件、民意压力以及政治势力的鼓动和支持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刑罚民粹主义的三级结构,也是其基本运作模式。刑罚民粹主义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漠视真实的犯罪状况,在方法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背离刑法的基本理念、造成刑事立法活动的工具化、犯罪政策的简单化,偏离犯罪治理的客观规律,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不过,它所蕴含的扩大立法共识基础、尊重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性等观念值得尊重。而其折射出的如何扩大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平衡民意影响与立法精英化的关系更值得深入思索。

简介：为进一步探索女性轻刑犯教育矫治模式,本所课题组从收押的女性轻刑犯中随机抽取265人,以问卷调查、查阅资料、个别访谈、心理测试等方式,从执行刑罚直接管理者的角度对女性轻刑犯的构成状况、心理特征、犯罪成因、矫治模式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以期为提升女性轻刑犯教育改造质量提供有益的借鉴。

简介：刑法中犯罪形式多种多样,贪财图利是侵财型犯罪的主观方面动机之一,文章通过分析机遇型贪财图利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模式,籍此找到预防此类犯罪的正确方法,减少犯罪损失,创造良好的社会治理环境,为实现中国梦筑牢坚实的社会基础。

简介：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强力反腐肃贪、推进依法治国的大形势下，如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新发展预防工作，推进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值得各级预防部门认真思考。工程建设领域一直是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点，自2011年以来，滨海新区塘沽院在天津市院预防处的领导和支持、配合下，针对辖区工程建设领域企业自身发展特点，积极探索、打造“远程对接”预防工作模式，力求将预防工作做到更好，为净化工程建设领域市场环境、促进辖区经济健康发展作出了检察机关的一份贡献。

简介：近年来,随着对程序的日益重视,程序性辩护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辩护形式,这种辩护通过质疑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的程序违法,以达到影响诉讼进程及结局的最终目的。与传统的实体性辩护不同,这种辩护针对的是程序问题,通过质疑程序来影响诉讼结局。它的出现,不但丰富了辩护的手段和内容,而且也有助于维护程序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辩护很难为法院所接受,面对着诸多的程序性辩护,法院要么简单粗暴的直接予以拒绝,要么完全置之不理。[1]而由于缺乏独立的程序性上诉机制,对于法院的这种态度,被告人和辩护人很难获得有效的救济。当被告人和辩护人一方面面对着诸多的程序违法,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有效

简介：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试行的人民参审制,是顺应台湾民众改善司法品质、提升司法形象的社会要求的产物。台湾地区的人民参审制是在吸收和借鉴日本、韩国和欧陆国家有关人民参与司法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域实情,建立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台湾地区的人民参审制在参审员选任、参审案件范围、参审员参审职权、参审案件审理程序、参审制度保障机制等方面,对我国大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简介：目前我国对VIE结构境外上市模式的规制主要是体现在外资准入、外资并购、外汇流动、境外投融资管理方面的法律规章中.近年来,尤其是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陆续修订出台了多项影响VIE结构的监管立法,这意味着VIE结构境外上市模式的前景可能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局.《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实际控制的规定将影响VIE结构境外上市模式的存续,但仍会有一些外资企业通过VIE结构模式规避我国外资准入等方面的监管;对现存VIE结构企业不仅要根据实际控制人的身份,还应结合其所在的产业做不同的处理;《证券法（修订草案）》确立的“原则上备案,例外情况核准”的境外上市管理制度将使VIE结构在规避境外上市监管方面已没有多少现实价值.

简介：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矛盾频发刺激民众对司法的巨大需求。虽然国家加大司法投入，增加司法供给，但法院仍面临“诉讼爆炸”、“案多人少”的现状。就上海法院而言，2013年全年上海法院共受理案件48．6万件，

简介：我国司法改革正处于转型期,与此同时检察改革将面临新的挑战。借鉴法律现实主义之目的是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检察制度改革提供些许方法论及思路,尤其是法律现实主义对于规范司法行为方面,可以拓宽检察管理模式的视野。在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检察管理模式中的客观性,达到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性,将有助于构建合理衔接检察制度改革的检察管理模式。

简介：结婚十五载，有欢笑也有眼泪，有快乐也有委屈，婚姻之舟扬帆前行中危机悄然降临，丈夫的家庭暴力，让年过不惑的黄婕坠人痛苦深渊。逃离家暴，在她看来，唯一有效的办法便是离婚，然而，对这个家庭，对乖巧可爱的女儿，她还有着无限的眷念；对这桩婚姻，对同床共枕的丈夫，她也还无法下定舍弃的决心……

简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行政管理模式的理论价值在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精神、“行政合法性”原则和“依法治国”方略，实践价值在于顺应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结合“负面清单”内容的重叠繁杂、不够开放透明，梳理了该模式存在法制保障不充分、监管力度薄弱和纠纷解决机制缺位等现状。通过调整“负面清单”内容、完善法制保障、规范监管机制和完善纠纷解决机制，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行政管理模式，丰富上海自贸区的理论研究，为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并向全国复制推广提供有益的借鉴。

简介："刑事法律人"是"刑事法律中的人"的简称。如何解说、设定刑事法律人,是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最基本的前置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刑事法律科学研究的对象、目的、内容、体系及其方法。近代以来,刑事古典学派、刑事近代学派以及整合前二者的刑事新人本学派,对刑事法律人设定了不同的模式,先后提出了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新人本刑法理论等。至今,刑法学者们对于这个重要问题仍未达成共识。这种状况极不利于刑事法律科学发展。本文将分析刑事法律科学研究对象,述评以往几种刑事法律人

简介：配电网的功能是服务于民，与人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当前，经济、物质环境的改善，使得人们对配电网的要求也更高。自动化系统建设是配电网发展中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也是影响配电系统稳定性和供电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对区域配电网自动化系统建设进行研究，对于提升供电稳定性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区域配电网自动化系统建设和运行维护模式进行了探讨。

简介：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坚持定罪决定量刑、罪先刑后的罪刑关系模式.这种模式单向度地考察罪与刑的关系,过于简单化、直观化,未能科学把握罪刑关系的实质,导致在刑事司法上出现了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倾向,片面追求定性的准确性,而忽略了罪刑均衡原则的贯彻,导致重罪轻罚、轻罪重罚的量刑不公正的现象时有发生.有必要对传统的罪刑关系决定论予以反思和调整,站在罪刑一体化的立场重新审视罪刑关系,改变罪与刑的二元对立,构建一种罪刑互动的罪刑关系新模式,通过罪对刑的正向制约和刑对罪的反向制衡实现罪刑法定在制约下的罪刑均衡目标.

简介：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护,并积极促进羁押措施回归其原本要义,在第93条规定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该条文是新刑诉法的一大亮点,但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将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分为诉讼职权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和诉讼监督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诉讼职权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从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两个层面分析审查的诉讼阶段和时间节点:对于诉讼监督型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主要从检察机关的侦监部门、公诉部门、监所部门三个职能部门开展此项工作的利弊进行评析。本研究揭示将检察机关定位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在理论上是合理的,在实践中是具有可行性的,并提出构建"以检察权统一行使为中心。侦监、公诉、监所部门分工负责、通力配合、各有侧重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