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宏观调控"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概念,具有调控手段间接性、权力来源抽象性的特征。我们应当建立一套制度内外相互协作的问责机制,将宏观调控放在"共景监狱"的监督之下,并在调控错误时提供有效的救济手段,以提高宏观调控的决策水平,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宏观调控行为应当是可诉的,这为调控错误提供了最终的司法救济途径,从而满足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要求。

简介：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废止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的免予起诉制度,在法定不起诉的基础上,吸收免予起诉制度的合理因素,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不起诉制度,并规定了对于不合理的不起诉的若干救济方法。这些救济方法虽然在纠正不当的不起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缺乏外部的监督机制以及公诉转自诉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仍然存在不少弊端。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不起诉救济制度,可借鉴在这一方面比较完善的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告知制度,设立不起诉审查组织等不起诉救济制度。

简介：解雇行为具有形成效力，雇主的解雇决定送达劳动者即发生消灭劳动关系的后果。劳动关系的属性使得不当解雇的事后救济往往无法完全补偿劳动者的损失。建立不当解雇之临时救济措施，有条件限制解雇行为的形成效力是现代国家的普遍作法。我国现行法律不仅未在实体法中规定解雇争议期间劳动者的工作权，也未在程序法中设置相应的保全措施，使得劳动者在司法救济期间的相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借鉴他国的立法经验，赋予部分劳动者在解雇争议处理期间享有继续工作的权利，以及建立行为保全措施，构建不当解雇之临时救济措施。

简介：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检察机关职能的方式不断发生变化。2013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一项新职能：司法救济职能,这与我国国家权力架构和司法体制、诉讼构造及现实条件等因素密不可分。当下,制度本身的缺陷、检察机关权力结构和追诉职能偏向可能限制该职能功能的有效发挥。未来应从司法救济范围、程序性后果、救济程序、再救济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同时,应逐步调整检察机关权力结构,改变偏向追诉的业绩考评机制,促使该模式功能的有效发挥。

简介：1937年末,随着浙西各地沦陷,数百万难民涌入浙江后方,遂形成了抗战前期浙江难民群体。难民救济就成为浙江官方面临的一大问题。为救济难民,浙江省政府成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浙江省分会作为难民救济的主管机构。浙江省分会通过消极救济与积极救济的方式开展救济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效,为抗战后期浙江救济工作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简介：将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是信访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救济类信访处理行为仅限于行政机关针对行政失当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处理的行为。行政机关作出信访处理行为时应当遵守适用调解原则、灵活性原则、禁止更不利决定原则和效率原则。信访处理行为方式包括撤销、重做，变更，确认不当，解释说明、批评教育、赔礼道歉，行政补偿等。

简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频发，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信访制度在化解社会矛盾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已经不言而喻。但是信访外部环境的错综复杂和信访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的双重压力导致了信访困境日趋严重，这引起了理论层面上对于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热议。各种理论观点的提出促使我们对信访权利救济功能重新进行审视。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其公民政治参与、意见表达功能不可分离。通过信访权利救济功能进行正当性论证，进而探求信访权利救济功能的实现路径，从而促使信访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了对特定犯罪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目的是为了减少羁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但相关程序规定因过于原则和概括且缺乏有效的司法审查及救济机制,不仅容易导致公权力滥用和公民权利受损,也使得该制度的正当性遭受普遍质疑。为提升该制度的正当性,避免其在实践中被滥用或弃用,必须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控制及救济程序加以完善。

简介：立法者制定《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一款的根本目的是保障纳税人的司法救济权。“双重前置”规则只是防止纳税人滥用救济权利而设置的平衡机制。然而，实践中“双重前置”规则却破坏了立法者的根本目的，“清税前置”规则的存在将一部分纳税人排除在救济程序的大门之外，“复议前置”规则更是增加了纳税人的救济成本，成为其行使权利的阻碍。因此，有必要取消税务救济的“双重前置”规则，同时加强复议机构的中立性，改革其经费来源制度。以保障纳税人的救济权利，实现立法者的根本目的。

简介：虚假诉讼问题涉及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制度等复杂问题。现有研究没有脱离微观的具体概念、制度规定,较少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进行探究。本文试图引入新的研究思路,从虚假诉讼受害人救济方式出发,用时间标准进行梳理,区分＂法院是否赋予第三人参与诉讼机会＂和＂第三人是否实际参加诉讼＂来进行类型化研究,探究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虚假诉讼受害人的救济缺陷,寻求完善策略。

简介：《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围绕着第76条规定的交强险的赔付原则以及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理论和实务中进行了广泛地讨论。但是从目前的审判实务以及主流观点来看，现行中国的交强险的赔付原则无论从侵权行为法还是从保险法的角度来看都有其缺陷和问题。现行解释在给理论和实务带来混乱的同时，也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赔偿负担。在借鉴其他国家现行强制责任保险的赔偿体系与模式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中国现行的交强险赔付原则作出调整。从而实现“有效救济受害者”与“避免使加害人承担过重负担”两者之间的平衡。

简介：无论是作为殖民地还是作为独立国家,美国早期的不当得利判例大多都以英国诸多不当得利诉讼形式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默示契约理论为根源。与碎片化的判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统一的不当得利观念却在法学研究和教育中逐渐萌发,这直接推动了美国第一次返还法重述的公布,普通法和衡平法上众多迥异而复杂的规则因此在不当得利原则之下被整合起来。然而,第一次重述自身的缺陷与社会发展使重述修订成为美国法律协会的重要任务,在历时五年的第二次重述失败后,集大成的第三次重述经过十五年艰苦努力后终于成功完成,其一方面将不当得利返还作为整个返还法的基本原则,使普通法系杂乱的返还法判例得以最大程度地体系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也使传统返还法混乱的逻辑被固化,不仅使返还法与合同法、侵权法、信托法的制度边界继续纠缠不清,而且使返还请求权与不当得利之间的关系更加难以澄清,不当得利仍然是一种半掩的债因。

简介：晚清时期，由于战乱频发、连年灾荒，广州府官方赈济功能日渐式微。与此同时，该府民间义赈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乡绅、宗族、善堂善会通过设义仓、捐谷、施医赠药、平粜等救助形式，予以自救能力较差的乡民不时之需，构成乡村救济事业中的有力支柱。本文通过考察乡绅、宗族、善堂善会三个主体的赈济活动，对晚清广州府的乡村社会救济进行初探。

简介：本文提出了一个我国担保法理论与实务中鲜有论及的一个全新概念：保证人不安救济权。其内容系指在债务人存在着恶意逃避债务、非法转移资产、丧失商业信誉等令保证人不安之情形时,保证人理应享有的各种救济权利。我国现行的担保法律制度中上述权利缺失,已经构成担保法律制度顺畅运行的一大法律障碍。基于调研和对国外民商法制度的细致梳理,提出了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赋予担保人在一定条件下财产保全权、保证义务免除权和对恶意被担保人刑事自诉权的规则修订建议。

简介：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混乱是造成该类犯罪处理乱象的客观原因,非法集资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合同效力具有独立性,应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无需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从被害人权利救济角度考察,刑民并行的裁判模式效果优于传统实践过程中刑事优先的做法。

简介：民事公力救济是保护民事权利的重要手段。保障民事权利维护了社会利益的公平,也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资源和环境,充分展现了法律制度的效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我国1978年~2013年婚姻家庭继承案件、合同纠纷案件和权属侵权纠纷案件的收案数量与国内生产总值样本数据,并加入影响路径因素,对民事公力救济与经济增长进行VAR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民事公力救济和经济增长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具体表现为：在长期内,婚姻家庭继承案件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相关,而合同纠纷和权属侵权两类案件数的影响是正相关的,但合同纠纷案件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为此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

简介：美国作为反垄断法制度产生和发展的策源地,在结构性救济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文章试图对结构性救济整个剥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加以总结,站在执法机构的立场,从合并方和购买人两个维度对影响有效剥离的制约因素进行研究,并分析了美国执法机关为防范和降低这些风险在近些年所采取的措施,力图呈现出美国有关结构性救济制度的全貌。

简介：登记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当事人的意思起决定性作用。登记机构形式上审查登记申请材料,不能确保物权变动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当事人提交虚假材料导致物权登记错误,本质上属于民事争议,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先民后行""先行后民"和"一并审理"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随着社会的转型,国家权力要进行再分配,立法权引导改革,行政权退出不该管、管不好的领域,司法权更多地参与国家治理。《不动产登记条例》是物权法的程序法,应当明确规定登记同意原则。因登记申请人的原因造成物权登记错误,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登记,应当秉承私法救济的理念。权利义务实际影响条款应当作为排除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第五种事由,将有限的行政诉讼资源用在真正解决行政争议上。

简介：回应权是名誉损害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基于该权利,被报道者有权要求报道媒体在原报道的同一版面、同样字体及篇幅免费刊登回应文章。回应权可以发挥救济名誉损害、减轻媒体诉讼压力与促进资讯多元等功能。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虽规定了该制度,但其适用规则及法律效力并不明确。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建议回应权的适用范围应当扩张至所有媒体形式,包括印刷媒体与广电媒体,并主要限于事实报道的情形。被报道者行使回应权的,应当限制媒体名誉侵权责任的范围。

简介：齐玉苓案引发的宪法司法化的争论虽然取得了遵守性援引宪法条款的初步共识,但未解决下列问题：《宪法》第46条存在几种遵守性援引的可能、受教育的内涵、案件的案由及应有的救济路径。梳理基本权的功能后可知,应从防御功能和受益功能等主观法方面进行援引。受教育权包含受教育机会权、受教育条件权和受到公平评价权等三项内容。以是否遵从普遍、强迫、免费标准,受教育机会权可分为给付请求权和给付分享请求权。从后者的角度分析,罗彩霞案中受教育权并未被侵害,齐玉苓案的教育合同和一般人格权救济路径与被侵害的权利性质不相适宜。齐玉苓案的实质是公权力的侵害,于民事诉讼中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均不成立,应从行政诉讼路径提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