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墨西哥94—95年的金融危机一度将墨西哥民族电影工业抛进低谷。1996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步稳定,墨西哥政府增加了对电影事业的投资。特别是著名中青年导演迭戈·洛佩斯出任“墨西哥电影委员会”主席之后,提出了明确的方针,为重振民族电影带来了希望。以阿图罗·里普斯坦和卡洛斯·卡雷拉为代表的老少两代电影工作者携手奋斗,电影创作呈现生机。虽然,这一年中“墨西哥电影委员会”只投资拍摄出8部长片,但是这几部制作精良的影片在国际电影节上放出夺目的光彩。1996年墨西哥各类影片获国际奖37项,其中一流国际电影节17项,二流国际电影节14项。墨西哥影
简介:近来,几乎所有的戏剧界人士都在抱怨:“写新戏难,新戏要写出新意更难!”这不仅是近年来湖南戏剧创作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全国戏剧创作的通病。无怪乎一位评论家在对全国近几年上演的新剧目进行整体扫描后,禁不住发出感叹:冷静地审视当前戏剧创作的现状,或可得出这样一种判断——每年从中央到省市以至地、县各剧院(团)排演的新剧目总在几百部,数量不可谓不丰硕,其间确也产生了一些极富创新,令人耳目一新的真正意义的新作。但更多的恐怕还是些似曾相识,总难摆脱老套、旧套、俗套的缺少新意之作。这种新戏不新的现象困扰我们的戏剧创作由来已久了。对戏剧事业造成的损害亦有目共睹。它不仅无谓地耗去了
简介:<正>电影民族化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中心在于,对于电影要不要提“民族化”的口号?什么是电影的“民族化”?“民族化”指的是内容,还是形式?或者从内容到形式都要“民族化”?等等。《电影艺术》今年第5期发表了读者晓肖的来信,信中建议:“为了使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在一个更科学、更严谨的水平上进行,应该提出一些基本问题,并提醒参加讨论的同志注意这些基本问题,不要忘记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以为信中提的意见很好。为此,我将近几年来我国关于电影民族化的探讨与争论,做一个概略的整理,供大家参考。一、要不要提倡电影民族化?1980年第7期《文艺报》发表了题为《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探讨》一文。这是那年召开的一次座谈会的报道。在这次座谈会上,郭维说:“电影民族化问题,
简介: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使社会成员在趣味、理想、信仰和参与社会进程的方式等方面可明显地分为不同的阶层.这些明显可分的社会阶层在文化上被表述为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足鼎立,它们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艺术形式的表达都会有一个强大的制约作用.近几年军事题材电影的变化正是决定于这些电影之外的文化的因素.作为一部当代军事题材的英雄类型片,在类型元素的确立上具有一种开创性,它表现在对"敌人"的寻找上,由于当代军事题材的特殊性,这个寻找的过程必须是主流意识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谋;具史诗规模的在艺术上的矛盾犹豫则是大众文化中追求"感性欢乐"的倾向在电影界的强势地位的表现;正面表现普通军人的爱情生活的在突破传统军事题材电影对军人世界既有的文化想像的同时,由于人物形象塑造上突而未破,主人公的爱情故事终于成为经典宏大叙事的俘虏.
简介:时代要求中国芭蕾跟上世界先进潮流,要求芭蕾中国学派尽快形成。中国原创芭蕾从诞生之日起,就在探索芭蕾的中国学派之路。《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初步具有了现代芭蕾的形态。综观新时期近10年来的中国芭蕾舞剧创作,我国的5个芭蕾舞团奋力开拓,勇于实践。各自都做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有几点不足之处:一是几乎没有稍有影响的现代题材作品,没有反映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火热的现实生活;二是从世界范围来看,20世纪以来,芭蕾艺术先进的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现代芭蕾,而我们至今没有原创的能成立的现代芭蕾舞剧作品。这个问题涉及中国原创芭蕾总体态势的现代感和现代风貌,涉及创作者(包括批评界)的现代性立场和审美观的现代性;三是几乎没有像《丝路花雨》那样潜心发掘民族艺术底蕴,在历史遗存的基础上提炼形成自成体系的舞蹈语汇的作品。笔者认为应重视民族多样性和“中西融合”,树立多元文化观;应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以保持民族的独立文化品格为原则,以“中西融合”为手段,建立和发展芭蕾的中国学派;认为中国芭蕾的现代发展应走多极化的发展道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条,即:第一、传统芭蕾;第二、民族芭蕾;第三,现代芭蕾(以本土化现代舞为主要语汇);认为第三条道路代表着中国芭蕾的前进方向,也是芭蕾中国学派的方向。对如何建立芭蕾中国学派,笔者提出了10点原则意见。
简介:<正>1980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中国音乐史学会议上,我曾应邀作了一个《三十年的回顾与前瞻》的发言。1985年在南京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我又就几年间的中国音乐史问题作了一次概括性的发言。这次会议是第三次了,不揣浅陋,再就这几年的情况,谈些个人的“断想”,就正于同志们。有些问题,特别是在宏观上的根本性的问题上,可能是老问题了,如南京会议我曾谈到的闳通与谨严的问题,现在在具体表现上可能又有些不同了。随着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古代音乐史研究方面,也出现了相当繁荣的局面。特别是在微观方面,选择了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涉及的领域较广,无论量与质,均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总的说来,这几年的古代音乐史研究,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