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夫妻个人债务并不限于以夫妻一方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现行法对此并未明确区分，相关规定散见于婚姻法体系中，因此需对认定标准进行概括并解释适用。对个人债务认定的规则，有两套标准可并行适用：法定标准是未用于共同生活、约定＋知道、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及四种具体规定；实务标准是无举债合意且未享有该债务带来的利益，对担保、分居等个别情形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个人债务清偿的特殊性，夫妻对债务承担责任的性质应为多数人之债而非局限于连带之债；囿于婚姻家庭领域身份特征显著，亦不适用于合伙的规制路径。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使第三人与非举债配偶的利益中达到相对平衡。

简介：以股份清偿债务[1]是重整计划中的重要偿债方式,但我国破产法缺乏关于以股份清偿债务的具体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以股份清偿债务往往存在股份定价方式简单、定价不公允、定价程序不透明、商誉泡沫严重、未考虑非控股权折价和流动性不足折价以及债务人重整后业绩太差等问题,债权人的权益容易在重整程序中受到二次伤害。以股份清偿债务既涉及法律,更涉及投资,在本质上与重大资产重组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借鉴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做法。管理人应当委托评估机构对债务人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重整计划必须详尽披露股份定价依据,而不能仅仅依靠债务人清偿能力评估报告。属于重大重整计划的,必须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股份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果股份定价采用未来收益法而不是资产基础法,重组方或债务人大股东应当作出业绩承诺,债权人获得的股份的权利性质可以有别于债务人原股东保留和重组方获得的股份。此外,有财产担保债权组没有通过以股份清偿债务的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不得强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而侵害有财产担保债权人的别除权。

简介：近几年来,随着形形色色的'冤假错案'的披露,使得司法审判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为提升司法公信力,切实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严格贯彻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完善刑事证据制度,提高办理案件的质量。进一步转变以侦查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切实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简介：从国际范围看,对于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全可行并且相对成熟的判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也随着国家的发展在不断的完善。而我国在刑事案件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上还未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和法律明确的规定。建立这种规则,一定要建立在我国国情的价值基础上,再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通用的、有效的经验,才能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形成相对完善的体制。本文主要介绍了相关的理论基础,以及美国与英国的相关规则,最后分析了一下我国目前的状态以及以后发展状况。

简介：春节长假回老家,在一家商场买了件衣服。交款后,收银员给我一张抽奖小票。划开涂层,竟然中了二等奖,奖品是32G的U盘。恰逢过年的中奖,真是件喜事。我按照收银员的指引,兴冲冲地去服务总台兑奖。我把购物小票和中奖卡递给总台服务员,她接过去核对了一下,抬头对我说：＂请出示身份证。＂

简介：在法经济学的视野中,永康民间票据交易市场中民间规则的生成、执行及互补呈现出与法律相异又联系的另一幅图景.从规则生成角度考察,民间规则的生成需要数量和品质两个条件,人际网络的结构对这两个条件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规则的执行角度考察,民间规则利用学习的机制在人际网络中传播,由关系专用性投资、重复博弈、声誉影响、内化性规则、互惠利他主义的惩罚机制来保证其执行;从规则与法律的关系考察,民间规则与法律应当形成互补的局面,它们至少存在熟人之间的民间规则与陌生人之间的法律形成互补、法律的确定性和终局性、民间规则外部性等互补的可能性.

简介：提存是一项特殊的公证业务。首先,提存制度是历史最为悠久的法律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其次,提存是办证程序极为复杂的公证业务,公证员要履行审查、出证、验收、保管、通知、送达及交付等多项职能,是典型的由公证机构主导的非讼法律业务,类似于法院的民事非讼程序。早在1995年5月,司法部就出台了《提存公证规则》,以规范提存业务的办证要件及办证程序.

简介：本文所称线上非授权支付，是指未经持卡人授权的情况下，他人擅自使用银行卡信息，通过互联网渠道向资金存管机构发出支付指令，经由资金存管机构认证指令后划转资金，从而导致持卡人账户资金减少或信用透支额度增加的行为。随着互联网与银行支付结算业务的深度融合，由线上非授权支付产生的纠纷不断涌现，其法律适用问题已成为司法实务中的热点。因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尚付阙如，不同经办法官受知识背景、个人经历的影响，对诉讼双方的权利义务、举证责任分配乃至案件处理的价值取向等问题难免产生不同认识，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简介：证据法是管控司法事实认定的规范体系,因此证据法的结构与事实认定主体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普通法系的证据法,即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制发展的产物。陪审员被假设为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阻隔在庭外,可以优化庭审信息环境,管控陪审员的裁决。但是陪审制在诞生之初是一种知情裁判模式,只有其演变为非知情裁判,陪审员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之后,证据排除规则才逐渐地生成。陪审员的一些非理性认知倾向,也被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确证,这说明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陪审制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能够使排除规则这种管控方式有效地运行,这使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可行性。在当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背景下,研究证据法的陪审制基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是证据规则的核心，能够约束司法行为的恣意性。尽管这项机制已经在我国现行规范层面得以确立，却仍有不尽周延的地方，还需要不断予以完善。在中国的司法语境中，排除规则呈现出了与域外经验不甚一致的部分特征，如口供优先排除、多元主体参与、局部性排除等。究其根源，中国的法治建构不仅排除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而且只是选择性地吸收了对抗体制，尤其是采用了一元化的审判格局。这些现象足以反映出本土法治资源的特征，符合经验逻辑的基本要求。非法证据排除在中国的未来命运，势必会具有鲜明的自我特色：一方面，排除手段不会成为实现证明规范化的唯一机制，而需要诉诸其他有效的补充方案：另一方面，排除时机的把握也能促进程序有效性的实现。

简介：规则体系论即“法律是由规则组成的体系”命题，是法理学领域中公认的教条。该命题可以分为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命题，即法律的最小单元是“规则”与法律是由规则组成的内部融贯的体系这两个分命题。作为一个前科学的概念，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语境中，法律规则论遭遇了规则与具体法律实践脱节的困境，也阻碍了对法律进行进一步的社会科学的分析与观察。将法律的基本单位界定为“法律事件”能够有效克服法律规则论所遭遇的难题，进而促使社会科学分析将法律的“系统性”与整体性理解为“法律事件”之间的某种条件化的和具有自我指涉性质的关系，从而既能够克服法律规则论在社会科学分析方面的局限性，也能够超越社会行动理论在分析和处理法律等现代“复杂巨系统”中遇到的方法论困境。这为一种基于中国现实的法社会学研究开拓了全新的路径与可能性。

简介：寺田浩明对中国传统法进行总结，提出了“非规则型法”的概念。这一概念与西方“规则型法”相对，从法内部视角出发，揭示出中国司法的普遍主义理念，归纳了中国法的整体共性。基于“非规则型法”的类型化指向反观西方，其规则型法的适用也存在不少“非规则型”的要素，可见其概念本身具有一定局限性。从求异和求同两种思维取向下进一步追问，则中国法“重刑轻民”、法律共同体缺失、特定“信念、神话或意识形态”作为法正统性基础的成因，以及西方的疑难案件处理方式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非规则型法”概念固然存在以西方为标准参照、“非此即彼”的两分局限，但仍充分展示了在多元立场下重新认知非西方法律传统的积极努力和探索方向。

简介：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在第142条中对于意思表示的解释规则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并且基本形成了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习惯解释、诚信解释等解释规则,完善整合了以往通过《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对于意思表示解释的规定,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该条更像是各种解释要素的堆砌,并没有做到完善系统.在进行意思表示解释时,在照顾相对人的权益时,也应当顾及表意人.对于各个解释规则,在进行解释时要协调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既做到相互检验,又能相互印证.

简介：落实证据裁判，完善证据制度，是我国司法改革在技术层面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对证据排除规则体系的建构。从比较法和制度史角度观之，排除规则体系主要是英国司法制度变革的产物。18世纪至19世纪初的一些诉讼程序变动为以排除规则筛选庭审证据这种管控方式，提供了发展动因。首先，陪审团的转型造就了二元管控结构和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这为排除规则的发展确立了制度空间。其次，证据成为危险性信息源，产生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实践需求。最后，激励对抗式举证和支撑言词论辩式庭审的需要，成为排除规则得以长远发展的程序驱动。对这些发展动因的制度史解释，能够为反思当代我国排除规则立法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提供参照。

简介：从生物尤其是动物生存发展的需求及其一般动作上看,护食、护土、护子是本能。在人类这里,'护'的东西更多元、更复杂,小心翼翼守住财物、确保权利安全是条件反射的思维和行动习惯。人性乃至所有生物性征中均带有侵犯的因素,不自觉的对秩序的破坏是正常现象,为使他人的侵犯和破坏力不及己,避免栖所、食物、财产等经历不必要的浪费和流失,或者为顺应特定的权威性安排。

简介：重整计划强裁规则（《企业破产法》第87条）是引导当事人有效谈判行为的重要制度，但这一规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却被“滥用”。强裁规则的滥用与该规则的定位偏差和功能误读有关。本文力图重释强裁规则的功能，认为其不仅仅是法官裁判的规则，更是通过对当事入充分谈判结果的模拟，引导当事人的谈判行为，并化解囚徒困境的规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强裁规则应当具有动态和静态二元功能。动态功能在于作为破解当事人谈判僵局的最后手段。强裁规则本身包含的一系列最低期望收益规则起到引导当事人谈判行为并形成合理预期的静态功能。本文在对强裁规则应有功能重释的基础上对强裁规则的中国文本提出重塑的建议，并讨论其和重整制度其他条款的协调问题。

简介：场景实然状态下不法原因给付的裁判案例：王某已婚，与未婚的李某签订同居协议，约定李某与其同居3年，支付李某100万元购买房屋，如李某违约，自愿退回100万元。李某在第三年期间不愿再和王某同居，王某以李某违约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李某返还100万元。

简介：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是绝对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适用,其亦是遵循一般与例外的建构原则。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关键词模糊化、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补正规则混淆化以及非法证据排除主体困境化等问题。在尊重人权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利益间,必须综合地择定,以敬畏人性与尊重人道主义精神破除刑事办案指标的僵硬化所衍生的弊端。

简介：职权侦查原则明确了侦查犯罪对国家机关既是权力亦是义务,侦查机关应主动行使职权,开展犯罪侦查。因此,其是构建侦查启动理论和规则的指导原则。侦查机关虽然存在侦查启动裁量余地,但在特定情形下必须启动侦查。在我国侦查立案启动模式下,侦查启动的条件包括程序性条件和实体性条件。在实务中,对侦查机关启动侦查程序的情形一般无需过多关注,而对其不启动侦查程序的行为必须重点关注,构建相应的制度予以规范,以防其怠于履行职责。

简介：无论是“价值-制度”范式,还是“条件-形式”范式,都有着自身局限性,难以有效适应村民自治实践发展需要,探索和构建“规则-程序”研究范式势在必行。“规则-程序”基本理论框架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村民自治实践变迁和形式创新都离不开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二是规则和程序的发展和完善推动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在此思路下,“规则-程序”范式以“多元共治”为理论预设,以“有效性”为研究内容,以微观化、动态化、差异化为研究取向,通过规则与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交流与对话,不断优化村民自治的实现形式,提升村民自治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