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遭受了沉重打击，各国开始反思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危害，转而更加重视实体经济。一些国家采取了诸多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如美国的再工业化、韩国欢迎海外投资的本国制造企业回乡等。

简介：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流浪未成年人也呈现增多之势,成为青少年保护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是产生流浪未成年人的主要群体,解决流浪未成年人的问题,其根本出路就是从源头上预防困境儿童外出流浪。

简介：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起，纳入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范畴。但当前，国家行政管理与群众基层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存在着协调困境。

简介：我国公务员数量问题的研究一直充满争论。近代以来,公务员数量的增长是一种趋势。目前国际比较方法、历史比较方法和GDP比较方法等公务员数量比较方法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陷。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公务员绩效考核方面努力,从科学和定量的角度为公务员数量比较研究提供依据。

简介：恶势力又称恶势力团伙，最初也被称为流氓恶势力，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歹，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①恶势力犯罪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对于有组织的犯罪，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学理上，大家都倾力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而忽略了恶势力犯罪。但现阶段恶势力犯罪相当猖獗，社会危害性极大，

简介：微型企业虽被称为“草根阶层”，但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提供就业岗位、繁荣市场经济、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微型企业如雨后春笋，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但微型企业正因其“微”，像一棵棵小苗，要长成大树，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给予它们更多的关照。

简介：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相伴随的是人们之间的纠纷日益增多,纠纷解决方法日益完善,在纠纷解决中涉及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必然要求助于具有专门知识的专家,从而产生了鉴定人制度。然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导致了纠纷所涉专业的多样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为纠纷解决困难的专业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和方法,而职业鉴定人专司鉴定工作不再从事原有的专业工作,其对新的知识和经验的掌握日渐落后。鉴定结论的本质在于其科学性,职业鉴定人随着从事鉴定工作时间的增加,越来越远离其先前从事的专业,从而造成了鉴定人的知识理论体系与鉴定所需的科学知识的偏离。另一方面,纠纷所涉及的科学知识领域越来越宽泛,职业鉴定人的知识结构不能全部涵盖,但是法庭求助的机会较少又不足以诱导产生新领域的职业鉴定人,从而造就了一批业余的鉴定人。解决职业鉴定人所面临的困境,一是构建一种职业鉴定人、兼职鉴定人、临时聘请鉴定人相结合的鉴定人制度。二是将职业鉴定主体打造为多元化功能集合体,集科学研究、教学培训、生产加工和法庭服务于一身;三是过渡期加强对现有司法鉴定主体培训。

简介：农民工是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权益被侵犯现象时有发生,而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法律执行不力等原因进一步造成农民工维权困难。应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和制度建设,加大执法执行力度,积极引导和帮助农民工提高技能素质和法律素质,这样才能既＂治标＂又＂治本＂,最大化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简介：信访制度在我国具有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实现权利救济和化解纠纷，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功能。但现行信访制度却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使我国的信访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秩序；在中观层面上，要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快推进法治导向的信访制度改革。

简介：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我国的法律审查和解释体制相悖,也与我国当下的权力结构及其目标不相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代表了党的主张、意志和国家政策,司法审查会遇到正当性和现实性的阻碍。贸然推动静悄悄的宪法革命,不仅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反而会影响进一步的改革。考虑到我国＂弱法院＂的事实以及法院的使命和任务,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并不能实现它的目标。法院和法官的能力和素质也不能保证司法审查的权力运用良好、实现目标,同时不被滥用。司法过度政治化是这种主张带给法院的不可承受之重。

简介：《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规定2004年后新进入村医队伍的人员必须具备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但由于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方式和内容与农村实际情况不符合，乡村医生的身份转变缺乏激励因素，乡村医生行业的吸引力明显不足，乡村医生面临后继乏人的局面。《执业医师法》对村卫生室执业的执业（助理）医师在执业范围、执业场所等问题的规定与农村实际不相符合，也带来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应当从农村实际出发，降低乡村医生的准入门槛，逐步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实际的乡村医生培养方式，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实际的实证研究，制定和完善适应农村地区实际情况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简介：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在乡镇人大工作中起着组织、领导、联络的关键作用，是否积极有效地履职显得尤为重要。2011年冬，陕西省安康市县镇两级人大换届后，镇人大主席南上届的党委书记兼任改为单设，使乡镇人大工作从组织工得到加强（汉滨区暂时统一配备专职副主席，专职主席尚待配备）。但是，通过走访调查，新形势下的乡镇人大主席、副主席履行职责仍然存在一些凼难。

简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与全球化教育、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美国的多元文化教育理论进入反思和深化阶段，并且开始从“民族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向“全球社会多元文化教育”转向，在新的发展路径中，多元文化教育仍然面临着如何调适国家、民族利益与全世界共同利益，以及文化诉求、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的复杂关系。

简介：劳动权从狭义的工作权到广义劳动权，从个别劳动权到集体劳动权，其已发展为一个内容丰富的、综合性的权利体系。劳动者的权利结构中，除劳动者个人权利外，还存在着劳动公益权，其享有和受益者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整个劳动者阶层，而非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人，其往往由工会组织来具体行使，且在特征上具有明显的社会权属性和强烈的公益属性。现有非诉机制对劳动公益权保护的乏力和传统诉讼机制对劳动公益权保护的局限性导致劳动公益权困境的存在，分析公益诉讼的优势所在，并提出劳动公益诉讼制度，从原告资格、受案范围和举证责任方面尝试构建。

简介："非典事件"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建立和实施的历程呈现出若干显著特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生态与行政内体制式问责、上级权力式问责、非均衡式问责等造成发展困惑和难题,从狭窄、封闭的行政问责制走向全面、开放、均衡的民主问责制需要合理的解决机制。

简介：人们在谈到中世纪时往往称其为“黑暗的中世纪”，这实际上低估了中世纪这段历史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比如在中世纪政治思想中就蕴涵着深厚的宪政传统。中世纪宪政传统主要体现在王权既要受到源自神圣权力的制约，又要受到源自世俗权力的限制。中世纪宪政观的主要缺陷在于除非人们诉诸暴力手段，否则并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规约。中世纪宪政观要向现代宪政观进行转型，既要强调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又要强调建立一个“有效政府”。

简介：西方国家的财经危机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社会领域，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充分显现。国家资本主义的泛滥、金融资本主义的失控加上社会不平等、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等因素共同导致当前的困境。西方国家面临重建资本主义秩序的任务。主流方向仍是对现行制度弊端进行修补。而不是推翻另建。

简介：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决策层和理论界都受到一个理论逻辑的束缚：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搞计划经济，所以中国只能搞计划经济而不能搞市场经济。要破解这一理论逻辑，推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就必须从上述逻辑中的两个前提着手，在“中国实行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是必须搞计划经济”这两条路径上进行深入探索。小平同志对此都进行了尝试并不断加以深化。在第一条路径遭遇巨大的政治风险后，小平同志逐渐转向了第二条路径，并借助于改革开放的实践，否定了第二个前提，从而完成了理论创新。虽然小平同志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论断回避了资源配置方式的适用范围，忽略了计划手段的运行条件，但是由于论断的简明扼要、直白易懂，加之实践的证明，因而能够为世人所接受。小平同志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破解逻辑困境的过程有着丰富的启示：要敢于解放思想，关键时刻一锤定音；要善于运用智慧，长期谋划慎重突破；要乐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集为大成；要忠于实践标准，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决策者、理论工作者都可以吸取小平同志这一创新过程中的政治智慧和理论智慧，从而更好地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

简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法律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数以万计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部委规章和地方性法规颁布实施。而与这一宏大立法过程相伴随的是司法制度的各种符号化与实质性改革。然而，这一仍在进行中的司法改革在解决乡土社会农民的日常纠纷的诸多方面都遭遇了阻力。虽然当代中国农民的法律知识与法律意识近年来有了明显增强，但当他们真正接触法院的时候，得到的却往往是令人失望的结果。中国的法律变革和司法改革创造出了一个庞大而具有自我维系性的国家正式法律系统，一个迅速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法官群体，以及一种冷漠而刻板的日常法律工作方式。当这个法律系统生长得更为庞大和成熟后，处于其中的法官却常常变成完全脱离日常社会生活的冷冰冰的“自动售货机”。

简介：在十余年全面铺开的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中，面对我国“强国家一弱社会”的传统，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水平及国家宏观发展战略需要，以及社区建设资源被非合理性占有和分配、社区建设阶段性规律等综合因素作用的影响，我国形成了独特的外生型城市社区建设模式，此模式在实践中却消解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目标的实现，导致社区治理困难，使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而失衡，引发了社区本质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