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调研近3年二审审结的房屋居间合同纠纷案件后发现,房屋居间合同纠纷集中表现为两种类型：一是房地产中介机构认为居间服务完成向买房人起诉索要中介费;二是买房人认为中介机构未能充分履行居间服务义务起诉要求退还已经缴纳的中介费。房地产中介机构提供服务过程中的4类不规范行为是上述纠纷频发的主要原因,买房人和卖房人应当引以为戒。为促成交易隐瞒信息或虚假承诺案例一：贷款比例超上限,合同条款藏玄机。甲公司与蒋某签订了《房屋购买居间委托协议》,约定蒋某拟购买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房屋一套,拟购买价格为223万元;甲公司作为居间人接受蒋某委托,提供居间服务。

简介：各类社会中介组织在转变政府职能,提供社会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社会中介组织在发展中也出现权限不明、自律不足、公正性和社会信誉度不高、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少数中介机构甚至沦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究其原因,社会中介组织立法滞后和监管缺失是其重要原因。因此,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立法,建立一套既符合国际惯例,又与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促进各类中介组织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简介：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宗旨,目的是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良好品德的培育是素质教育中的重要环节之一。个性心理品质培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知识与能力,形成自我教育。

简介：外汇按金交易违反的规定不属于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且其中的中介行为不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而只是一种帮助行为.这种帮助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和共犯从属性认定其是犯罪存在阻碍,其本身属性及刑法谦抑性决定了刑法对外汇按金交易中介行为介入没有必要.

简介：当代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难题是如何解决“协商”与“决策”二元分离问题.罗尔斯主张协商民主只适用于“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等政治问题;而菲什金则将民主协商排除在代议制之外,推崇公民微型协商小组.哈贝马斯针对上述“单轨”协商民主及其二元分离问题,提出了正式公共领域与非正式公共领域的“双轨”理论,并通过公民与政府间的“交往之流”促使二者的融合;博曼的二元民主强调执法与公民的协商以勾连立法、执法与公民之间的协商;科恩则主张通过政党上传下达的桥梁作用,促成二者的合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意味着在公共协商过程中只存在着一个主导着整个协商过程及其结果的单一理性;而多元理性论者古特曼等则认为：单一理性论者忽视了社会现实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此主张“互惠原则”和“共融政治”.价值预设性协商民主强调价值、规范和程序的先定性,不免有强奸民意之嫌;价值待定性协商民主则力主：宪法只是一个对未来行动的一般承诺,具有持续性、对话性和再磋商性等.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建立健全以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协商民主为核心、以程序法治为主导、以宪法统治为保障的民主政治体制,当为可取.

简介：取保候审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五种刑事强制措施之一，其本应具有权利保障、替代羁押、保障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功能，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应有的功能却没有得到发挥，而是出现异化的司法怪象，主要表现就是取保候审的实体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取保候审成为最终实体裁判的预演、取保候审成为“变相结案”的手段，使其变相的刑罚化等。导致取保候审功能异化的原因，一是我国刑事诉讼价值、构造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出现的畸形状况，二是中国特色的业绩考核标准，尤其是明显的实体化倾向。法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除导致取保候审功能异化的原因，而不能盲目引进外国的保释制度，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简介：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和手段，保安主要通过预防犯罪、对违法行为和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弥补警力不足、收集和共享情报、影响人们的安全观和适应非传统安全的发展等方式实现其社会控制功能；保安既有社会控制的优越性，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保安对公众场所的大量控制会削弱正式控制力量、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影响控制效果、公众对保安的负面认识影响社会控制的执行力。认识保安的社会控制功能及其作用机制，正视保安的社会控制功能的局限性及其对社会控制的消极影响，更有利于实现社会控制，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简介：长期以来,在国际海运和贸易界,人们普遍认为,提单所具有的货物收据功能来源于大副收据,并且将大副收据视为签发提单的唯一凭据.当承运人滥用大副批注时,托运人只能以提供保函的形式求得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提单所具有的货物收据功能系根植于法律而非大副收据,承运人有权根据自身的判断并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采纳或者如何采纳大副批注.当承运人不适当地行使批注权时,托运人和收货人亦可用海事强制令制度和诉讼手段寻求法律救济.

简介：人民法院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的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是一项宪法原则,这一原则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落实审判独立、促进司法公正提出了新的目标与举措。在落实这些具体举措过程中必须遵循宪法原则与界限,妥当处理不同层面的宪法问题,高度重视审判工作在宪法实施中的作用。

简介：经济损失规则的概念和适用范围仍是争议的主题,这一规则本身的混乱伴随着该规则产生原因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区分侵权法和合同法的边界功能是经济损失规则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但是一些重要的原则限制了边界功能的适用范围.在涉及合同关系的案件中解释及适用经济损失规则,只有关注诉讼当事人的实际行动才能恰当地实现该规则的边界功能.首先,如果原告不是某个协议的当事人,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原告依据侵权法享有的任何权利.其次,不能基于一个不是真实存在的合同提供的假想救济以及合同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补偿具有假想的优先权限制原告的权利.再次,如果被告违反了一项独立于合同责任的侵权法义务,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没有明确地或足够充分地暗示取代侵权法的救济,当事人则有权获得侵权法的救济.

简介：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有其既定的时代背景，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既是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和世界各国进行行政改革的产物，也是市民社会不断发展和变异的结果。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组织不同，非政府组织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自治组织，是一种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具有不同于政府的社会治理功能，正是基于此种原因，非政府组织的兴起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即将生成。

简介：军语是军事领域的专门用语。从价值的本质以及现实性、追溯性和期望性价值出发,进行实然和应然的考察,能够更为系统地认识军语的基本功能,更好地发挥军语在现实军事交流、军事文化发展和创新学科知识中的作用。

简介：司法职能以审判为中心,其演变历程与法律范式转型相关,其定位根据法院层级不同而有所侧重。通过对纠纷最终、权威和专业的解决,司法的基础功能得以实现,并同时实现其他相关功能。从规范与治理的角度,司法以解释法律和创造判例等方式形成规则,并通过直接控制个案行为和辐射影响普遍行为进行社会控制,参与社会治理。从限权与护权的角度,司法制约权力以维持政治体的平衡运作,同时构建多种制度保障人权。

简介：近年来,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通过国际医疗救助活动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实现了其公共外交功能.今后,应积极探索医院船开展公共外交的新途径新样式,在开展医疗救护中主动做好中国军队的形象大使和友好使者,使“和平方舟”成为“友谊之舟”.

简介：党内诚信体系是指影响党内诚信的观念文化、制度机制、信息平台、管理机构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在诚信原则的指引下，为达到党内诚信目标而相互配合的有机整体。党内诚信体系由党内诚信观念文化、党内诚信制度规范、党内诚信信息平台、党内诚信管理机构等四个方面组成，并具有凝聚整合功能、辐射带动功能、评价导向功能、激励约束功能。

简介：目前我国减刑标准的建构与其功能定位之间尚存在不契合之处，减刑标准的制定仍以矫正罪犯为主要内容，未将犯罪预防和罪犯的再社会化纳入核心考量，导致罪犯改造效果欠佳，减刑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研究减刑制度的功能定位，并据此建立减刑考察的标准体系，乃是现代刑罚理念下减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目前形势下我国减刑制度变革的突破点。

简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背景下提出的指导性刑事政策,该政策的正确定位对刑法理论与实务操作意义重大。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主体、历史继承、具体语境、应有内涵等方面都说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基本的刑事政策,而非具体的刑事司法（审判）政策。＂基本刑事政策＂的定位对我国刑事立法的反思与结构性调整、刑事一体化方向的整体性变革、行刑方式的创新、和谐社会的全面实现都将发挥有益功效。无论是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都将获得积极性功能,只有照此运行,才能真正契合该刑事政策提出的本意。

简介：运动式治理与治理制度化是我国的社会治理反复摇摆、纠结的悖论式命题。从现有的实践来看，一旦一种运动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社会治理者就会审时度势进行策略变化。这导致治理制度化的程度始终受制于运动式治理的政治表达和短期目标的实现。只有当执政者无法单纯依靠强制来维系治理权力的有效性，转而需要借助法律媒介获得普遍化的合法性效力时，法院才有可能完成由“刀把子”向“裁判者”的功能转换。

简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各高校的招生规模逐年扩大，越来越多的学子有机会进人大学继续深造，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以及家庭背景的差异等原因，导致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群体不断增加，为此，党和政府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包括奖学金、勤工助学、国家助学金、助学贷款、特殊困难补助、学费减免等内容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具有经济扶困功能，而且还具有德育功能，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发挥其德育功能。

简介：廉政文化是关于廉洁从政和廉政建设的文化,包括廉洁知识、信仰、规范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及行为习惯的总和。从结构上看,现代廉政文化可分为政治文化、社会文化、职业文化和组织文化四个层面。从功能上看,廉政文化具有导向、教育和规范功能。当前,廉政文化建设有利于塑造廉洁的公共权力行使主体,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公共权力运行氛围,有利于克服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