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长期的语文教学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到，语文就是生活，语文教学应该充满智慧和活力。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在阅读中“注重情感体验”，“发展个性，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阅读是学生个性化的行为，是丰富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因此，要真正做到把每个学生都视为一个独特的自我，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阅读教学策略。

简介：一在我国汉语词汇中,有一种复合词是由两个意义相反、相对或相衬而又有关联的词素组成,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内,只偏重于一个词素的意义,而另一个词素只作为对衬或陪衬,这种复合词称之为偏义复词。偏义复词最早见于先秦古籍,其后各个时期不断有所产生和发展,直到现今还有所出现。不仅如此,这种偏义除其本身增加新的义项外,还在词组存在着:如'寻死觅活',偏义

简介：先秦典籍中存有大量称引《诗经》语句的材料，可用以考察时世之变迁与士风民俗之流传，对于研讨先秦学术的渊源发展状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民国时期，胡朴安著《诗经学》一书，即专列一章名为“春秋时之赋诗及群籍之引诗”，对这些材料重视有加。群籍之中，《左传》引《诗》数量居一时之冠，计有一百八十条，或以论人，或以论事，或引《诗》申义，或引《诗》证言，使用颇为广泛。

简介：<正>引书异文,是指某一古书因引用原书所保存下来的而又与原书有异的书面语言材料。众所周知,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这部历史巨著时,曾引用过大量的先秦历史文献,如《尚书》、《周易》、《诗经》、《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引用这些历史文献,尤其是象《尚书》这样诘诎聱牙的上古文献,既要忠实于历史原貌,又要能让当时及后人庶几可读。这就需要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作某些改动,以消除时代所造成的语言隔阂,于是就形成了《尚书》引书异文。清人王引之说:“汉人用经,改变者多矣。”（《经义述闻》卷七）似乎是汉人积习,其实乃时代使然。黄季刚先生说:“时代有浇淳,则文字有深浅。汉之于周楚,犹唐宋之于汉魏也。故凡后之引古者多改今语,以便通晓。”（《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史记》引书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对语言的影响,为我们研究汉代语言以及上古和汉代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史记》引用《尚书》等上古经典,从孔安国,采用古文经,自成一家,与今文说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鼎立而三。因此,《史记》引书异文对于此三家的比较研究以及上古经典版本源流异同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

简介：《太平御览》成书于北宋初年，早于南北朝诸家正史在北宋的首次刊刻年代，书中所大量引用的《宋书》内容，保存了《宋书》早期写本的原始状态，因而具有独特的版本价值。长期以来，学界大多从辑佚的角度利用《太平御览》，而对其中保存的前代诸家正史的版本与史料价值估计不足。笔者将《太平御览》所引的近千条《宋书》文字与今本《宋书》逐一比勘，校出多条今本《校勘记》因失检《御览》而未能校出的讹误，检出多条涉及名物、史实等具有校勘价值的异文，并辑出多条若干溢出今本《宋书》内容的佚文。

简介：东汉郑玄(127—200)，对《礼记》的注释能在诸家注释中脱颖而出，最终保留至今，与其涉猎广泛、博学多才有关。他杂采诸家，巧妙地利用群书来诠释、补充、校正《礼记》，看似随意点染，实为大家手笔，使得《礼记注》摇曳多姿，成绩斐然。本文试对郑玄利用群书作注加以分析，不当之处希就正于方家。

简介：白寿彝先生为我国已故著名史学家。白先生毕生从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等史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白先生还是本刊的创办人，长期以来为刊物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值此白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刊特辟纪念专栏，刊载了施丁研究员、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和陈其泰教授的四篇文章。施丁的文章谈了当年白先生引导其读《史记》时，提出要读进去、学其长、论其世、成一家之言的要求和希望；瞿林东的文章认为通识和器局是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宗旨，这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通史撰述、民族观与民族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撰述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吴怀祺的文章从“为了推动历史的前进”、

简介：李引桐先生是一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声誉的实业、教育、慈善事业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杰出的爱国楷模。他热爱侨居国，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共同为侨居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作出巨大的贡献。他更热爱祖国、民族和家乡，并为之作出卓越的贡献，因而多次受到周恩来等党和国家新老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并荣获国家一等功金质奖章，深受海外人士、祖国人民和家乡父老乡亲的敬佩。

简介：最近几年，我校大力提倡“生本课堂”，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文化，在课堂教学设计和教学上，针对每一个孩子独特的学习风格“因材施教”，提高教师对学生学习的指导能力。

简介：<正>清康熙、雍正时期陈元龙（1652—1736）编纂刻印的《格致镜原》,是一部清代比较突出的所谓格致的类书。“格致”就是研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也带有科学知识的意思。该书“凡例”中说:“每记一物,必究其原委。”所以叫作“镜原”。陈元龙在自序中明确地提出了他的宏伟志愿:“予尝阅罗颀《物原》、刘冯《事始》诸籍,皆可以资考稽。或略弗详,或缺未备。欲囊括万有,以成一书。”即决心把清朝以前的古代典籍中有关科学知识的记载,分为30类:乾象、坤舆、身体、冠服、官室、饮食、布帛、舟车、朝制、珍宝、文具、武备、礼器、乐器、耕织器物、日用器物、居处器物、香奁器物、燕赏器物、玩戏器物、谷、蔬、木、草、花、果、鸟、兽、水族、昆虫。“核其出处,晰其名类”（自序）编纂成100卷110万字的《格致镜原》一书。

简介：《缁衣》引诗较多，其中有属於《大雅》、《小雅》和《国风》者。在引用方式上值得注意，如简本中标明为《大雅》或《小雅》者有四处，今本有五处。标出篇名者，仅今本所引《葛覃》一处。《墨子》中引用过《皇矣》，《孟子》中引用遇《云汉》，像这样引诗而标出具体篇名者，

简介：许筠是朝鲜朝中期著名文人学者,他从中国的数十种典籍中摘抄条目以类相从编撰《闲情录》一部。但该书的引用书目及引文摘抄都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必要对此一一澄清,以便对该书进行进一步的点校工作。另一方面,引文文字的差异有些是因为版本不同所造成,对此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典籍在朝鲜的流传与影响,并为研究各书的版本源流提供更多的旁证。

简介：人权普遍性问题是伊斯兰人权理论缘起的原因之一,安纳伊姆认为人权普遍性的真正获得需要内部话语的转化和跨文化对话。内部话语的转化意味着伊斯兰教法的现代变革,以期获得人权发展所需的伦理基础。在重新解释教法和改变旧的习惯法方面,国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其中,穆斯林人权的实现需要世俗主义的支撑。在任何社会发展中,宗教与世俗并不是截然分离的。安纳伊姆主张的世俗主义,并非是推动整个伊斯兰社会的世俗化,而是强调国家的世俗性。只有实现宗教、世俗主义和人权的相同协同和相互依赖,才能促进和保障穆斯林人权的真正实现。

简介：卫湜《礼记集说》是一部集解类礼学著作。阮元校勘《礼记注疏》，搜集的早期版本较少，故将成书于宋代的《礼记集说》列为重要参校本，多所引据。然而，阮元所用版本为清代通志堂本，该本从两种抄本而来，又经顾湄等校勘，文字已发生变化，校勘价值无法与宋本相比。

简介：宋人任渊所撰《黄陈诗集注》引用的宋代文献十分丰富,其中多种已经亡佚。这些佚书的种类包括史部的纪传、编年、别史、杂史、传记、地理、政书,子部的医家、道家、杂家、小说家,集部的总集、诗文评等。上述佚书的部分残篇赖《黄陈诗集注》得以保存,并可为考察宋代文献提供佐证。尤其是宋代官修之《实录》,史家多归入编年类。任渊所引各朝《实录》,多有大臣附传的纪传体内容。《黄陈诗集注》所引宋代佚书,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简介：关于《新修玉篇》和《四声篇海》的引书问题，不仅有认识不清楚的地方，而且还存在错误认识。我们以此二书与《类玉篇海》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考察二书的内容与体例，对它们的引书问题进行了讨论，纠正了一些错误认识，同时对《四声篇海》符号错乱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简介：汉语语气词的特殊性使语气词无疑成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之一，又因各个语气词都具有特殊性，故本文挑选出一些在句中只可以用“呢”的情况进行讨论，最终形成A、B、C、D四式，分别是“名词性成分直接加‘呢’表位置询问”“动词性成分直接加‘呢’表反向假设”“在有前文的情况下，一成分后加‘呢’，表示对与情况适用对象的推移”“主谓短语加‘呢’表对于正在进行的提问”，其中留学生最大的问题在于B式。

简介：《古文四声韵》(以下简称《四声韵》)是一部古文字形汇编,由北宋夏竦于庆历四年(1044)编成,共征引古书、碑刻等资料100余种,收字形9000多个~②。该书以《切韵》平上去入四声为纲,以楷体字头作统领,每个字头下收古文或隶古定字形若干,其数少者一、二,多者十数个。由于该书对于每一字形均注明来源文献,如“古孝经”、“古尚书”、“古春秋”等,这就为我们研究这些文献的传承和流变提供了珍贵资料。尤

简介：古诗，是文字简洁、韵律优美、意境深远的文学作品。一首古诗，寥寥数十字，短短几句，或借景抒情，或借物喻理，千百年来，滋润了无数代中国人。中国自古就有“诗教”的传统，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道出了古诗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简介：《三都赋》唐前旧注被李善收入《文选》之中，关于旧注的注者，历史上存在以下几种说法：张载注《魏都赋》而刘逵注《吴都赋》《蜀都赋》说，臧荣绪和李善等持此说；张载注《蜀都赋》而刘逵注《吴》《魏》二赋说，綦毋速等持此说；左思自注说，见于《左思别传》；张载、刘逵并注《三都赋》完篇说，主要见于近代学者。左思自注说及并注三篇说于情理皆有不通处，应非史实。余下两种说法虽各有所据，然通过文本细读，可知臧荣绪和李善的说法更为可信，即张载注《魏都赋》而刘逵注《吴》《蜀》二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