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纪念抗日战争六十周年暨赵一曼烈士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剧作家》杂志推出了张明媛女士的话剧《赵一曼》。《赵》剧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体察力。巧妙地运用了时空转换的手法,全景式地回顾了赵一曼烈士从韶华童真、成长觉悟、终于融人革命洪流、到英勇就义的人生历程。在有限的时空中,作者倾注了极其丰富的人性情感:从烈士对母亲、对丈夫、对祖国的挚爱;对侵略者、对汉奸、对战争的刻骨仇恨;面对惨绝人寰的酷刑侮辱,视死如归的精神境界。剧中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场面,没有起伏迭宕的紧张情节,也没有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没有大悲大痛,但却无孔不入,环环递进,步步深入,又层层超越。在时空转换中,看似随意道来,却是独具匠心,剧中人物情感真切,绵密婉约,叙述简洁,描写精微,入木透骨,显现了女性作者特有的精细和执着.寄托了对烈士无限的敬仰和深切怀念。最为突出的是幕落前那一组带有血腥味的数字,是在告诫和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这也正是《赵》剧的主题意义所在。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女性文化特征的表现方式。
简介: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末,横跨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个案中最宏大、最复杂的社会变动。这段时间的中国革命包含了政治学理论中所有类型的“革命”——千禧年式的农民叛乱(太平天国),无政府式的暴动(义和拳),政变(西安事变和林彪事件),军事叛变(北洋军阀时期),国共内战(1945-1949),自上而下发动的全国性动乱(文化大革命)。其中同时伴随着极其复杂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文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这种竞争至今仍在台湾海峡两岸以及海外许多华人社区以各种不同形式持续着。本书不打算研究这些革命,而只是研究对这些革命的“讲述”。更具体地说,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以“小说”形式对这些历史变动所作的叙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小说”被卷入革命之中,担负起“新一国之民”(梁启超)或“改造国民性”(鲁迅)的重任;另一方面,“小说形式”本身也在这漫长的一个世纪里发生着不容忽视的“革命”。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想象、虚构和叙述历史与现实的方式。“小说”有时直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齿轮与螺丝钉”、“旗帜和炸弹”),有时,却于边缘处记下了正...
简介:摘要在中国革命时期,因为毛泽东始终是在战斗中的第一线,所以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从而实际的情况出发,不可以墨守成规,反对本本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使得其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探索有了很大的进步。
简介:摘要群众文艺创作属于社会文化艺术的基础构成,这类艺术作品的取材大多源于现实生活,并反映着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意愿。作为当下群众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应不断地挖掘群众喜爱的题材尤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题材,借此不断丰富和提升群众文艺作品的品质,并取得最佳的收视效果。文章先分析群众文艺创作的宗旨,然后探讨群众文艺创作中挖掘历史题材的作用与时代意义,最后结合群众文艺创作中挖掘历史题材的实践路径进行研究。
简介:“解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历史小说”、“历史小说”以至与“革命”和“历史”有关的“小说”或“大众文艺”,可以说是一批海内外中国文学研究者近年的“冲动”。就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而言,继收集了多位中国中青年学者精辟的“解读”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1993)的出版,已从北京、纽约、芝加哥、伊州香槟辗转到香港“落户”的黄子平的个人专著《革命·历史·小说》(1996)最近又问世。黄子平说,过去七年他“身心二境”而“无法沉潜”,是这书“粗糙不成体系/系统/体统”的原因之一。对于我这个在过去七年也曾经就一些当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和黄子平的批评意识进行“解读”的读者来说,从书中却能读出一点包括批评对象和批评主体的“体”、“系”和“统”来。从内容编排来看,十章的《革命·历史·小说》可以分作两部分。占前五章的第一部分集中讨论“革命历史小说”,即批评者界定为中国大陆五十至七十年代生产的一大批“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2页)的作品;第二部分则由没有明显的连贯性的后五章所组成,涉及的批评对象从鲁迅的《故事新编》到西西的《肥土镇灰阑...
简介:李锐的《旧址》(1992)和《银城故事)(2001)是当代中国以革命为题材的新历史小说中的佼佼者。本文讨论李锐如何从历史主义立场强调历史的具体性、独立性和开放性。这种历史主义立场使他在《旧址》中不仅呈现了历史的多面性和流动性而且还揭示了极端革命的真相及其荒诞,暴露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根本差别。在《银城故事》中这种历史主义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减轻创作主体对历史阐释的干扰的同时,李锐着眼于银城的具体物质人文环境,揭示出在这种具体环境中发生的反清革命既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社会影响。《旧址》与《银城故事》之间的区别体现出李锐如何在革命逐步失去意义的环境中用不同的方式看待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