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文献分析和口述史访谈为研究方法,以文化研究理论为分析工具,旨在探讨20世G80年代的中国媒体如何将电视呈现为富裕的现代生活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以及在谁拥有电视这一问题上媒体所赋予电视的理想化涵义。具体而言,本文分析其他媒介形态,主要是印刷媒介,如何让电视传播一种与人们的经济和政治现实相去较远的“新”文化价值——迈入现代化和变得富裕。实际上,电视所象征的内容源自各种因素的复杂性。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电视在本质上类似于其它现代技术产品,因为它对中国人的现代化未来作出了同其它现代技术产品一样的承诺。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紧密结合激发了中国人拥有电视,然后通过他们观看的节目为其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尽管拥有电视不能证明人们生活富裕或现代化,但是它为人们学习或模仿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创造了一条路径。这种学习或模仿会自觉和不自觉地发生,并同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一道,在多个维度上影响了中国人。电视的普及首先由政府政策发起,电视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复杂而有趣的现象。这种现象展示了技术和意识形态的大环境如何使电视观看活动成为可能,电视如何与人的能动性相互作用,以及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何成为由西方技术和文化塑造的现代化的合法部分。
简介:有关媒介与日常生活的讨论一直受到媒介之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媒介信息时不时的侵扰。这大概源于人们对内容的习惯性关注,以至于忽视了形式本身的影响和作用。而正是麦克卢汉为我们指出了错误,指明了方向,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媒介即信息”的论断,强调媒介引起了“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模式变化”,媒介本身比媒介所承载的信息更应该被我们关注。遗憾的是,半个世纪以来,麦克卢汉的观点不但常常被人们忽视和曲解,就连麦克卢汉本人也曾被斥为“疯子”、“狂人”。然而从媒介乏善可陈的日常生活到媒介无处不在的日常生活,人们经历了对信息的从容应对、潜心研究到无暇顾及、疲于应付,事物发展到极端往往意味着转机,人们试着放弃对媒介所承载的信息固有的关注,转过头来研究媒介本身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用一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无论电视播出的是超级足球联赛或是世界小姐选美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电视参与日常生活的塑造这一点更应受到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