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干记者这行也有苦辣酸甜,有时采写一篇稿件,需要有股勇气,敢于冒点政治风险。我就经历过这样一次采访。那是粉碎“四人帮”后不久的1977年初,1月6日清晨,我照例到离报社不远的东单体育场去跑步,在回来的路上,忽然发现东长安街北侧的墙上贴出一张题为《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的大字报,公开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字报署名“革命后来人”。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本能,我赶忙跑回报社,连运动衣也没顾上换,拿上笔和本,就去抄大字报。这时,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我被挤来挤去,本来就冻僵了的手抄写起来越发困难。不知怎的,我索性离开拥挤的人群,趴在墙上,低着头,看一句,抄一句。这样倒着看,抄写很不方便,往底下也看
简介:“九亿农民”之说已见于报端,如标题:《心里装着九亿农民》(1993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如此看来,我国现有九亿农民无疑。但若认真推敲一下,又感到有些荒唐。农民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指“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我国社会劳动者人数达5.8亿(1992年5月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农民只是社会劳动者的一部分,怎么竟超过了社会劳动者总数?那么确切地说我国现在究竟有多少农民?《农民日报》载文称:“当前,我国有3.2亿农业劳动力”(1992年8月25日陕西日报三版“报刊纵览”栏)。这就是说我国农民的总数。农民不应包括农村的婴幼儿、学生和主要从事商业、运输业、手工业的农村人口。
简介:中国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曾经喧嚣于政策、市场与技术讨论中的转换"模式"之争逐渐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地方性的转换实践,以及对转换中涌现的各类技术与市场问题的应对。与上述专业话语和实践不同,本文从对"青岛模式"的批判式历史解构出发,着重分析国家和资本在形塑这一模式中发挥的重要结构性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将由"青岛模式"及其全国推广所展开的围绕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多样化"社会过程"称作"青岛实践"。这一未竟的社会过程不仅继续受到技术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力量,以及寻求投资报偿和增长的各类资本力量的制约,但也逐渐受到多种"社会保护运动"及其对国家规制的诉求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数字电视道路不仅具有特殊性,更具有传播民主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多重角色值得特别关注。十年之后再议"青岛模式",既是对历史研究空白的补足,也是对当下未竟的数字革命的重新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