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2012—2014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不同于从传统纸质媒体库获取媒体数据的做法,考察新浪微博自媒体态度这一外部环境因素对上市公司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本文以某上市公司负面报道的数量衡量新浪微博自媒体对该上市公司的态度,分析其对审计意见类型的影响,并加入其他因素进一步探索作用效果。根据实证检验的结果,媒体态度对审计意见的影响得到了验证,发现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态度越负面,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越大。上市公司规模会直接影响审计师出具的审计意见类型,而没有通过媒体这一外界环境因素发挥作用。独立董事没有发挥监督公司治理的作用,不会削弱媒体负面态度作用于审计意见的影响。在被审计单位上期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情境下,审计师会对该公司的媒体负面报道更加敏感。
简介:基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特征,以公司IPO承销为研究对象,本文考察了关系网络对资本市场信息传递的影响。研究发现,若参与IPO配售的机构投资者与承销商的关系越密切,则其投资企业上市后的会计业绩越好,股票收益越高。从承销商的角度来看,关系密切机构投资者的参与也有助于IPO公司募集更多的资金,并从中收取高额的承销费用。本文的分析证实,承销商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了公司IPO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机构投资者由此而投资于优质企业,获得了高额的投资回报;同时,承销商也从中获益,通过公司IPO的顺利发行来获得高额的承销收入。这一互惠交易构成了双方关系网络得以长期维系的基础。
简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来,我国推行的提供直租业务适用的增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政策在计算方面存在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具体税法文件对“增值税实际税负”的表述不严谨,第二个缺陷是税法文件中关于计算即征即退的增值税额的方法不明确。这两个缺陷导致增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政策失去了可操作性,给纳税人带来了潜在的税收风险。弥补该缺陷的改进措施有以下三种:第一,细化“增值税实际税负税”的含义并增加计算增值税即征即退税额的公式;第二,改用其他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方式;第三,改用即征即退之外的税收优惠方式。最后指出:现有的缺陷导致纳税人提供直租服务适用的增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的税法条文形成了无认知的税法漏洞,降低了税法的指引作用和实施效果,必须弥补这一税法漏洞。
简介:采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纳入CH模型并建立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江苏省中间品进口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先上升后下降,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递增趋势。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江苏省的技术创新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要依靠R&D投入、人力资本和FDI的国际技术溢出等手段。
简介:公司治理作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司治理对创新投入的影响上,而且也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关公司治理因素如何影响创新绩效的研究较少,仍需进一步深入。文章利用河南省上市公司2012—2015年的数据,通过引入公司治理变量与研发投入的交互项以及根据公司治理变量进行分组后对比回归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因素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发现国有控股企业相对于非国有控股企业有更高的创新绩效、股权过度集中对创新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董事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创新绩效的提高、现有的公司激励机制对创新效率提高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并针对这些结论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简介:从2010年开始,中国证监会强制要求所有的基金公司摈弃PDF作为信息披露的格式,而统一采用XBRL作为唯一的披露语言。这种信息披露方式的技术进步对开放式基金经理人的风险承担究竟有何影响?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开放式基金的数据,考察XBRL的强制采用对基金经理人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采用XBRL之后,在以规避失业风险为主导的熊市中,与绩效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人相比,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人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反之,在以薪酬激励为主导的牛市中,与绩效排名靠前的基金经理人相比,排名靠后的基金经理人更倾向于追求风险。本研究结论得到的启示是,信息披露的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简介: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是市场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基础,对维护市场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公司违规的视角,使用独特的调查数据,系统地分析和检验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并进一步考察在治理公司违规中,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社会信任与公司违规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社会信任在规范公司行为方面存在“治理效应”;社会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治理公司违规行为上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政府管制削弱了社会信任对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作用;社会信任可能通过影响公司对诚信道德价值观的重视等路径,抑制公司的违规行为。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国家进行诚信建设的重要性,也为加强企业内部诚信文化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