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父母饮酒与儿童青少年饮酒的关系,为儿童青少年饮酒的防控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济南市城区8~17岁儿童青少年,通过调查问卷获取儿童青少年及其父母饮酒的相关信息,共获得有效样本量2 785人。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饮酒与儿童青少年饮酒的关系。结果儿童青少年饮酒者占11.2%(311名),父亲饮酒者占58.6%(1 633名),母亲饮酒者占7.3%(204名)。与父亲从不饮酒者相比,父亲现在饮酒(OR=1.36,95%CI:1.03~1.80)和重度饮酒(OR=2.09,95%CI:1.44~3.05)与儿童青少年饮酒存在关联。与母亲从不饮酒者相比,母亲现在饮酒也与儿童青少年饮酒存在关联(OR=2.72,95%CI:1.89~3.91)。与父母均不饮酒者相比,父母仅一方饮酒(OR=1.58,95%CI:1.20~2.09)和父母双方均饮酒(OR=4.12,95%CI:2.73~6.20)与儿童青少年饮酒存在关联。按照性别、年龄组分层分析,男生组及13~17岁组的结果与总体结果类似,但是仅父亲重度饮酒或父母双方均饮酒与女生、8~12岁儿童饮酒存在关联。结论父母饮酒可能是儿童青少年饮酒的重要影响因素。今后儿童青少年饮酒的防控政策制定应该考虑父母饮酒因素。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儿童左心室肥厚(LVH)的关联。方法数据来源于在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开展的“桓台儿童心血管健康随访队列”的基线调查,采用方便整群抽样的方法,以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某所小学作为调查点,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对该校1~5年级的学生进行了基线调查,共纳入数据完整的1 316名6~11岁儿童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体格检验和超声检查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血压、左心室结构指标等信息。将研究对象的父母受教育水平分为3组(初中及以下、高中、大学及以上),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亲、母亲以及父/母双方中最高受教育水平与儿童LVH的关系。结果1 316名研究对象的年龄为(8.9±1.5)岁,其中男童703名(53.4%)。调整性别、年龄、蔬菜水果摄入、碳酸饮料摄入、体力活动、睡眠时间、视屏时间、超重肥胖和偶测高血压等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与父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相比,父母亲受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儿童的LVH检出率较低(父亲:OR=0.53,95%CI:0.33~0.87;母亲:OR=0.52,95%CI:0.32~0.87;父/母亲:OR=0.54,95%CI:0.32~0.91)。结论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儿童LVH呈负相关;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儿童罹患LVH的风险越低。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父母养育方式和生活事件对儿童青少年情绪行为问题的影响。方法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Achenbach′s 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BU)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dolescent Self-Rating Life Events Check List,ASLEC)对北京420名儿童青少年进行情绪行为问题、父母养育方式以及生活应激事件的调查分析,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父母养育方式和生活事件与情绪行为问题各因子的相关性。结果420名被调查的儿童青少年中,男孩主要有交往不良(9/44,20.5%)、分裂样(7/44,15.9%)和强迫性(51/124,41.1%)问题;女孩主要有抑郁(63/98,64.3%)、分裂样(86/154,55.8%)问题。CBCL总分异常者中母亲养育因子中的拒绝否认[(13.1±5.2)分与(11.8±3.7)分]和惩罚严厉[(11.4±4.2)分与(10.5±3.1)分]得分高于CBCL总分正常者(t=-3.00、-2.38,均P<0.05)。父亲惩罚严厉(OR=1.11,95%CI 1.02~1.22)、过度保护(OR=3.41,95%CI 1.34~15.96)和母亲偏爱(OR=1.74,95%CI 1.08~3.11)可能分别是男孩体诉、不成熟和社交退缩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均P<0.05);母亲偏爱(OR=1.31,95%CI 1.04~1.74)、拒绝否认(OR=1.23,95%CI 1.06~1.47)和温暖理解(OR=1.04,95%CI 1.01~1.08)可能分别是女孩体诉、残忍和不成熟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均P<0.05)。CBCL总分异常者的总应激量、人际关系、学习压力、丧失和健康适应问题多于CBCL总分正常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48、2.87、2.90、3.29、3.16,均P<0.05)。学习压力和丧失问题可能是情绪行为问题的危险因素(OR=1.10、1.21,均P<0.05)。结论不良的父母养育方式和负性生活事件可能对儿童情绪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简介:摘要目的该研究比较了父母离异后的监护方式(共同监护或单独监护)对儿童7岁时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本研究共纳入来自丹麦国家出生队列、6个月时生活在核心家庭的39 661例儿童。儿童7岁时的心理健康通过母亲填写的长处与困难量表(SDQ)来评估。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居住安排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并将影响早期儿童的相关指标如家庭关系、父母心理健康和社会经济状况等因素考虑在内。结果父母离异后的不同监护方式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与核心家庭的儿童相比,共同监护的OR值为1.37(95% CI 1.10-1.70)、单独监护无新伴侣的OR值为1.33(95% CI 1.19-1.47)、单独监护有新伴侣的OR值为1.55(95% CI 1.30-1.84)。结论研究提示父母离异后的监护方式对儿童7岁时的心理健康影响甚微。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无缝隙护理模式对社区流动儿童及时接种疫苗的影响。方法将2018年8月至2019年1月在鄂州市妇幼保健院接种疫苗的35例儿童纳入对照组,采用常规模式管理;将2019年2~8月接种疫苗的35例儿童纳入观察组,采取无缝隙护理模式管理,两组干预均12个月。观察两组儿童接种率、合格接种率、家长认知度、护理满意度、儿童疫苗接种家长态度(PACV)量表评分、影响及时接种的因素。结果观察组一类疫苗合格接种率、二类疫苗接种率及合格接种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儿童家长认知度、护理满意度及PACV量表各维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因家长遗忘时间、因事推迟导致一类疫苗未及时接种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社区流动儿童实行无缝隙护理模式,能有效提高家长的疫苗接种认知水平,增强接种意愿,提升一类疫苗的合格接种率、二类疫苗的接种率及合格接种率,确保疫苗接种工作的持续性开展。
简介:摘要目的了解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与学龄前儿童含糖饮料消费的关联。方法于2018年6月对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辖区幼儿园进行等比例分层整群抽样,将15所幼儿园的所有学龄前儿童纳入研究。采用自制问卷对学龄前儿童父(母)进行调查,获取学龄前儿童及父(母)基本信息、学龄前儿童含糖饮料的消费情况和父(母)对含糖饮料的认知情况,最终将3 217名学龄前儿童的调查结果纳入分析。采用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学龄前儿童消费含糖饮料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及父(母)含糖饮料认知的中介效应。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估算中介效应的大小。结果3 217名学龄前儿童的年龄为(4.23±0.67)岁,其中男生占52.60%(1 692名),学龄前儿童中消费含糖饮料者占77.62%(2 497名)。3 217名学龄前儿童父(母)中,父亲和母亲分别占24.90%(801名)和75.10%(2 416名),社会经济地位得分的M(P25,P75)分别为66.7(62.5,69.5)和69.5(64.6,71.4)分;父(母)中主动了解孩子含糖饮料消费情况、对限制学龄前儿童消费含糖饮料缺乏信心和购买食物前阅读营养标签的占比分别为74.08%(2 383名)、82.90%(2 667名)和36.24%(1 166名)。广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调整学龄前儿童性别、年龄,以及学龄前儿童和父(母)体重指数后,学龄前儿童含糖饮料消费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得分呈负相关[路径系数(95% CI):-4.69×10-2(-6.56×10-2,-2.69×10-2)]。父(母)对含糖饮料认知的中介效应可解释总效应的48.71%[路径系数(95% CI):-2.28×10-2(-3.54×10-2,-1.10×10-2)]。结论学龄前儿童含糖饮料消费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负相关,父(母)对含糖饮料的认知发挥了中介效应。
简介:摘要目的探索学龄前儿童父母喂养行为的潜在类别,并探讨其与父母抑郁状态的关系。方法2021年5—7月,选取上海市8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父母,采用学龄前儿童照护人喂养行为量表和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进行纸质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1 006份。采用Mplus 8.0和SPSS 26.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潜在类别分析建立亚组,并通过多分类Logistic回归探索亚组的人群特征差异。结果学龄前儿童家长的喂养行为可分为"高回应-高非回应型"(24.55%)、"低回应-高非回应型"(27.44%)、"高回应-低非回应型"(28.33%)和"低回应-低非回应型"(19.68%)4个潜在类别。处于抑郁状态的家长不太可能归属于"高回应-低非回应型"(OR=0.386,95%CI:0.218~0.684)。儿童年龄越大,家长喂养行为越有可能为"低回应-低非回应型"(OR=1.318,95%CI:1.039~1.672)。结论学龄前儿童家长喂养行为存在4种潜在类别。处于抑郁状态的学龄前儿童家长更有可能采取非回应性喂养行为,而不太可能采取回应性喂养行为。积极关注和改善家长的抑郁状态有助于喂养人采取科学的喂养行为。
简介:摘要目的分析父母亲生育年龄等围孕期因素与儿童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的关联性。方法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2月期间就诊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且被诊断为ASD 的2~6岁儿童(病例组,n=104),对照为同期就诊于上海静安寺街道/上海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6岁非ASD儿童(对照组,n=149)。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亲年龄等围孕期因素与儿童ASD间的关联性。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父亲生育年龄≥35岁(OR=3.65,95% CI=1.19~11.15,P=0.023)、父母亲孕前或孕期患病(OR=3.34,95% CI=1.41~7.94,P=0.006)以及儿童性别为男孩(OR=5.84,95% CI=2.98~11.44,P<0.001)与儿童ASD患病风险增加相关。父亲生育年龄≥35岁的男童比父亲生育年龄<35 岁的男童、父亲生育年龄≥35岁的女童患ASD的风险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5,P=0.006)。结论父亲生育年龄与儿童ASD患病风险相关,且男童中的作用可能更明显,但需要前瞻性、大样本流行病学研究进行验证。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的关联。方法于2017年10—11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以湖北、安徽、江苏11个城市的109所幼儿园为研究现场,将3~6岁的儿童纳入研究,共27 987名,回收有效问卷(问卷均由家长或主要监护人填写完成)27 200份。采用"长处和困难问卷"和"父母行为量表"收集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并对父母教养方式进行评定,并分析不同特征的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异常率的差异;以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为因变量,以父母支持/参与和强制/敌意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与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的关联。结果27 200名研究对象的年龄为(4.35±0.96)岁,男性13 975名(51.4%),城市儿童24 634名(90.6%),独生子女17 916名(65.9%)。父母双方支持/参与均高占14.9%,均低11.9%;父母双方强制/敌意均高占15.2%,均低11.3%。学龄前儿童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亲社会行为异常率分别为9.5%、9.5%、18.2%、24.5%、11.2%和1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性别、独生子女、居住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母亲年龄和文化程度、父亲文化程度等因素后,与父亲/母亲高支持/参与、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亲/母亲低支持/参与和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P值均<0.05);与父母双方均高支持/参与、均低强制/敌意的学龄前儿童相比,父母双方均低支持/参与和均高强制/敌意者情绪症状、品行行为、多动行为、同伴交往、困难总分和亲社会行为出现异常的风险较高(P值均<0.05)。结论父母教养方式及其一致性与学龄前儿童情绪和行为问题相关。
简介:摘要目的探讨父母亲生育年龄与子代超重肥胖风险的关联。方法研究对象来源于在中国7省份开展的6~18岁学生体格检查数据,并采用问卷调查收集学生及其家长的人口学特征和生活方式相关信息。共纳入41 567名资料完整的研究对象,根据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将母亲生育年龄分为14~23、24~28、29~38岁三个类别,父亲生育年龄分为14~23、24~30、31~42岁三个类别,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父母生育年龄和父母营养状态与子代超重肥胖发生风险的关联。结果41 567名儿童的年龄为(10.6±3.2)岁,其父亲生育年龄为(27.9±4.4)岁,母亲生育年龄为(25.8±4.0)岁;儿童超重肥胖检出率为23.4%。调整儿童饮食行为因素后,父亲生育年龄为24~30岁和母亲生育年龄为24~28岁组子代超重肥胖风险OR(95%CI)值分别为1.11(1.04~1.18)、1.16(1.08~1.24)。父母双方均无超重肥胖的子代,肥胖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父母双方均超重肥胖时,父亲生育年龄为24~30岁组和母亲生育年龄为14~28岁组子代发生超重肥胖风险OR(95%CI)值分别为1.27(1.00~1.62)、1.33(1.07~1.65)。结论父母亲生育年龄和父母超重肥胖状态均与子代超重肥胖有关联,且存在交互作用。
简介:每个父母都非常关注儿童的健康。父母必须对子女的身心和心理健康有充分的认识,才能保证子女的健康。那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又该怎样进行呢?父母应该学习什么急救知识?儿童们的健康需要注意什么?
简介:摘要目的调查重症患儿父母决策疲劳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减轻重症患儿父母决策疲劳程度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4月—2021年4月选取河南省3所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310名重症患儿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决策疲劳量表、自我控制量表以及中文版意志力信念测量问卷进行问卷调查研究,采用单因素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重症患儿父母决策疲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10份,回收有效问卷302份,有效回收率为97.42%。结果302名重症患儿父母决策疲劳总得分为(9.13±1.73)分,自我控制总得分为(53.41±7.29)分,意志力信念总得分为(22.67±3.64)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患儿关系、患儿入住ICU天数、家庭月收入、有无睡眠障碍、父母自我控制力以及父母意志力信念是重症患儿父母决策疲劳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重症患儿父母决策疲劳水平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医疗工作者应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干预,以减轻重症患儿父母决策疲劳,使患儿的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