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打击犯罪是检察机关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主要手段。通过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挖掉蛀虫,对企业来说是一种保护和服务。但是,“打击”还不是“服务”的全部内涵。“服务”还应当包括结合办案在发案单位开展综合治理、完善管理、促进生产等方面的内容。认清和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要在办案中把执法与扶企有机地结合起来,注意克服那种认为检察机关就是单纯通过打击犯罪来保护和服务企

简介：<正>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强调要“高度重视法制建设”。他指出:“要严格执行宪法和法律,加强执法监督,坚决纠正以言代法、以罚代刑等现象,保障人民法院和检察院依法独立进行审判和检察”。并且强调“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前,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

简介：<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解放。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给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检察机关为经济建设服务,农村是一个主战场。本文结合江苏的情况,仅就检察机关为农村经济服务的对象、核心及其路子作一探讨。

简介：“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是寻衅滋事罪中的重要类型，也是司法实践中适用最多但又争议最大、最难理解的类型。针对“两高”于2013年7月下发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随意殴打型寻衅滋事罪的相关法律适用问题加以分析。“随意”表主观要素，体现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肯定本罪中流氓动机的成立，对其应做扩大解释，不仅包括寻求精神刺激的流氓动机，在一定层面上也可以涵盖报复性的动机。将“多次随意殴打他人”中的“多次”理解为二年内随意殴打他人三次以上。本罪中的伤害程度不排除致人重伤、死亡，运用想象竞合犯的理论予以判断。

简介：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现象在我国现阶段还不可能消除，但必须予以有效遏制。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刑法是最后手段的理念，应当充分运用其他法律、法规的综合效应，为处罚留有相当的空间，且应加强这方面的处罚；但对危害严重的，则必须应用刑罚予以调整—定罪判刑。按照现行刑法，本罪的立法原意，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是本罪的罪与非罪的分界线。本罪不应处罚犯罪未遂。对2000年4月“两高”联合作出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第二条第二款提出质疑；为完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提供三种选择。

简介：两高的司法解释对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催收要件和主观要件做了更为具体详尽的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催收的操作和主观目的的认定还是存在诸多争议。催收要件的实践操作应正确理解催收要件的功能，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则要结合司法解释罗列的六种情形以及行为人的实际情况综合判断。

简介：基于犯罪预防需要，有必要在刑事领域就与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法律关系相似的不作为犯罪要素进行研究。网络技术措施是网络时代维权的重要手段，也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维护网络秩序的核心义务，应当在明晰相关技术环节的基础上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犯罪行为的司法判断规则。必须积极探索不作为犯罪义务来源的合理限制途径，在合理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犯罪嫌疑人实体权利之间，寻求刑法制裁合理扩张与限制的平衡。

简介：我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设置了有限的出罪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出罪理念的缺乏，将大量原本符合出罪条件的恶意透支行为排除在出罪范围之外，偏离了法律规范，而以“罪轻”代替“出罪”的折中式处理方法极易引起处罚上的不合理，也与刑法的谦抑性不符。根据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体系，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之出罪上，应遵循司法非犯罪化的方式，一方面，公安机关立案之前积极敦促恶意透支人偿还透支款息，另一方面，合理运用“但书”条款，对于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于立案前偿还全部透支款息而于审判前偿还，且在“数额较大”范围、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均较小的恶意透支行为以无罪论处。从而纠正当前我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高度犯罪化的趋势，实现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司法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简介：企业变革与反贪污贿赂的聚焦点陈大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为党的方针所确定。而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首要的是建立起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的，以资本化为基础，以经营要素为核心的规范化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的确立，标志着我...

简介：醉酒驾驶行为的危险性是其刑事可罚性的前提,而危险性的大小则应成为危险驾驶罪量刑的主要依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越深,其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受酒精影响就越差,驾驶行为的危险性就越大;同时驾驶车辆的大小及车型不同,对其他道路交通参与人员的危险也不同。因此在确定醉驾案件的基准刑时应以被告人的醉酒程度为主要依据,同时考虑到驾驶车辆本身的危险系数。此外,醉酒驾驶行为的实际危险大小还取决于被告人的驾驶能力、驾驶车辆本身的安全状况、行驶路段的实际交通状况及驾驶行为的实际表现等因素,这些情节在确定从轻处罚或从重处罚时均有重要意义。

简介：乡镇压企业中供销员贪污罪主客体的认定于清，韩建设，周寿忠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盗窃、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

简介：略论承包经营企业中贪污罪主体、对象的认定问题胡波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正在实行承包经营。由于企业实行承包经营后，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有的甚至产权关系与经济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使得承包经营企业中贪污罪主体...

简介：“皮革喷雾剂案”是德国刑法上处理不法集体决策问题的重要转折点。传统理论在区分被告入行为基础上分别予以归责的方法，在联邦最高法院那里转变为双层次的“结合公司的考察方式”，因为与个人决策不同，不法集体决策的归因和归责与组织体的内部分工密切联系在一起。“皮革喷雾剂案”在因果关系和客观归责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重要问题，探讨该案对我国追究食品、药品安全等犯罪中不法集体决策的刑事责任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简介：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判例极大地丰富了研究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的构成要素与抗辩事由的广度与深度。概括认识证券欺诈行为偏离从业制度的规范性要求即属于犯罪故意。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的信息只有在达到重要性标准时才构成证券犯罪。证券投资者即使未依靠误导性陈述进行投资决策，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或隐瞒信息仍属于证券欺诈。信息披露型证券犯罪常见的辩护事由包括犯罪故意抗辩、相关性抗辩、重要性抗辩等。